警卫们一直保持着戒备,但没想到会有鬼子就在不远处的烂泥里。

不过是怔愣了不到一秒钟,几个警卫便一边开枪,一边把长官围得密不透风。

啪勾!又是一声枪响,鬼子猛地向后一仰,摔倒下去。

远处,楚娇和张成富拉动枪栓,子弹上膛,保持着肩射姿势,互相配合着,戒备着战场上的动静,缓缓走了过来。

“是阿娇和成富。”陈旅长笑了起来,伸手拔开卫兵,向着走过来的两人招了招手。

楚娇和张成富,双狙模式,在大别山根据地已经杀出了威名。

不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而是国*军的敌后抗战边区。

没错,在敌后抗战的不仅仅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游杂武装,还有成建制的国*军。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gm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

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gm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937年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

1938年1月8日,蒋zs又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

在此次会议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

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蒋zs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当然,蒋zs逐渐重视游击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华北沦陷后,gm党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几乎全部撤退。八路军深入敌后,很快得到发展,建立了大片根据地。

正是华北的教训,使蒋zs警觉起来,上海、南京失守后,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

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gm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

当然,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gm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gm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

之后,国*军建立了很多游击指挥部,以及由正规军编成的游击部队。

比如:苏北有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陈太运苏北挺进队;鲁西微山湖以西有山东敌后抗战部队大本营,正规军和众多游击武装相配合;皖北则先后有安徽游击总司令张义纯的淮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豫东有孙桐萱、何柱国的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设豫东游击总司令部、豫鲁边区游击指挥部,有数十个纵队和十余个支队。

除此之外,还有大别山的廖磊的21集团军、徐源泉的26集团军、张义纯的安徽抗日自卫军、王懋功江苏挺进军、张轸豫东挺进军、鄂东游击纵队、大别山游击纵队等等。

但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

gm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一九四三左右,基本上都已丧失。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一九四五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相反,gc*党的抗日根据地,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首先:gm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zs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gm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gm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gm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百余万。

短期作用,则是配合正面战场,协助主要战役。

比如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出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等等。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gm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

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gm党身上gc*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其次:国*军的游击战术不正确,说白了,其实就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国*军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

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

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

而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

相比而言,gc*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

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

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

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办法不多,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

正是由于尽量减少了部队的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gc*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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