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GE爆发了。 相比于中将卢俊逸和少将刘云鹤来说,在公主屯战役中兵败被俘的梁杰居然还算幸运的,他先后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北京功德林大院、昌平秦城农场和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和改造。到了抚顺没多久,政治运动就开始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以日本人居多,附带一个溥仪(也算半个日本人吧),不过这些梁杰都不知道,否则他如果意识到自己和打了八年的日本人一起被关在共产DANG的监狱里,不知作何感想——反正他觉得自己也快发疯了,当功德林已经分批开始放人的时候,抚顺的国军战俘仍然过着无期徒刑的日子。 文GE开始了,梁杰们跟着遭殃,每天的食物变少了,增加的是从早到晚不间断的审问。所谓的审问,无非就是交代错误。梁杰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八年抗战,我作为集团军参谋,制定消极的作战计划,鼓励国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内战,我间接地屠杀了解放军和人民;我有错,请共产DANG宽大处理。” 每每此时,审问人员就会推一推眼镜:“梁杰!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他第一百次无奈的说:“没有啊,我该说的都说了,请您明鉴!” 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不停有人死去,有自然病死的,有……。活着就是胜利,梁杰在麻木中不停地鼓励自己。在管理所里,起码不会出现逼迫下跪、群殴等事件,只要忍受精神上的摧残和逐渐虚弱的身体就行了。每天睡前,他都会回忆自己的太太、家人和那位老管家。也许老管家早就去世了,可自己的太太应该还在等待……这就是要活下去的理由。 1967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惊讶地发现,不仅城市内乱成一锅粥,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居然听说在城里挂出了“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的标语。无语中,陈再道向卢俊逸自嘲道:“我现在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了。” 卢俊逸在战场是一员勇将,但此时此刻,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弱小和无助。讽刺的是,战争期间,他接受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宣传,而现在,他和长官陈再道却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了。 7月底,陈再道被押至北京接受□□,他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危害党中YANG的叛乱司令、中国的法西SI头目。每天的毒打不仅摧残他的身体,也摧残他的心理。陈再道的伟大领袖只转告他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是啊,他也想注意安全,可是怎么注意呢? 卢俊逸则被留在武汉接受□□,他在军中得罪了一些人,此时此刻纷纷跳了出来。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就被摁着跪在了地上。“打倒反GE命分子卢俊逸!”“打倒法西SI头头卢俊逸!”群众们卖力地吼着,卢俊逸如同被丢下了油锅一样,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回到家里,妻子哭着前来安慰他,卢俊逸反手就是一个巴掌:“给老子滚!让我一个人静静!”妻子哭的更厉害了:“老卢,你受苦了,你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就打死我吧!” 不知怎地,他想起了18年前的那个晚上,有一个“差点”成为自己妻子的人,也在他的面前哭泣着。 卢俊逸叹了一口气:“老婆,是我错了,对不起。如果我被他们打死了,请你照顾好儿子。” 他想起了红军时期死在他身边的老搭档,这位英勇牺牲战士换来的就是今天吗?卢俊逸沉默了。 同样沉默的还有刘云鹤。黄埔五期毕业的他很快被打成了国民党安插进来的奸细,他无助地申辩道:“林副主席还是黄埔四期的呢,就比我大一届,你们怎么能说黄埔毕业的就是奸细?” “刘云鹤,你他妈的不要不识相!你在军中关系好,到处有人来打招呼,我们一不打你、二不压榨你,就审问审问你的错误,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是的,刘云鹤在黄埔军校时,离成为真正的国民党其实也就一步之遥。他回忆起过往,从黄埔军校逃出,在红军时期九死一生,抗战时在陕甘宁参与建设,解放战争时纵横华东,从弱到强,新中国建立后,他和妻子江馨平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回到家,他嘟囔着:“我真不想再当这个党员了。” 江馨平难过地说:“云鹤,你要坚持下去,有什么话都跟我说,不要在他们面前发牢骚。” “唉。”刘云鹤久久不能平静:“我怎么可能不坚持下去?我刚才说的只是气话而已。如果我真的不想当党员了,那我奋斗了一辈子的事情,究竟在奋斗些什么?我怎么能否定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呢?如果共产DANG错了,那说明我也错了……” “不,你没有错,是他们错了。”江馨平安慰道。 “是他们错了。”刘云鹤喃喃自语。他已经足够幸运了,这位谦逊、友善的少将,在部队、甚至在一些群众里人缘良好。说句不好听的,不用受皮肉之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1975年,蒋中正病逝。已经退休的卢小山蹒跚着带着妻子前去送灵,而于文宙没有这么做,他和曹岚呆坐在家里,四目相对。于文宙和蒋中正完全不熟,但他的去世好像彻底判了于文宙、判了于文宙这一批人的死刑一样——毕竟是自己的校长啊。 1975年,梁杰也获释了。他以为自己会像当年的长官,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一样死在抚顺,但他居然活着走出了战犯管理所。他坚信,妻子一定在某一个地方等着他,可是……他又怎么可能找得着远在海峡另一边的她呢? 1987年,台湾正式解禁对大陆的“封锁”,允许有条件地进行探亲。大陆方面也开始响应,允许“更有条件地”前往台湾。看着已经成为包工头的儿子,于文宙很满意,他清楚,自己这一生也快到了终点了。健康欠妥,一把老骨头不可能回大陆了,但仍然有机会和对岸的朋友们恢复联系。他想起了黄埔的室友梁杰,这位沉稳的将军是否还活着?他不知道。他还想起了叶育民、段清他们,他们也还活着吗?他们会不会和数不清的国军被俘人员一样,死在了镇反、死在了文GE、死在了监狱里?他不知道。他还想起了张锴张楠父女俩,如果张楠还活着,现在也已经是老太太了,或许子孙满堂了吧?当然,于文宙最想念的还是好兄弟刘云鹤,自从济南一别,已经39年过去了。岁月催人老,刘云鹤还在世的话,应该和自己一样是个糟老头了吧?想到这里,于文宙突然笑了出来。 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海峡对岸的刘云鹤也在想方设法地找寻于文宙的消息。正好,当年在周村战役被俘的一个姓王的小战士(后来成为解放战士)准备回台湾落根,刘云鹤找到了他,托他在台湾帮忙寻找到于文宙。当年的小战士,此时的老战士一口答应了下来:“老刘,我一定尽力帮你完成心愿。这一走,我就不回来了,下辈子见了。” 他来到了台北,在联合时报上发布了寻人启事。于文宙这个老家伙并没有注意,倒是他的邻居前来敲门了:“老于,老于,你上报了,你上报了!” “我上报了?什么情况?”这个老糊涂蛋还迷迷糊糊的。 邻居把报纸塞给了他,于文宙戴着老花眼镜,费力地看着:“啊,是他,是他!” 曹岚也开心的笑了,她的皱纹随着笑容愈发明显。 于文宙联系了老王(就岁数来说是老王,但和于文宙一比,好像应该叫小王),老王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他家:“于军长,久仰久仰,当初我们不争气,一天时间就在周村全军覆没了,不然还可能等到你的援兵到来。” “唉,这都哪门子事了,不谈了,不谈了,都过去了。”于文宙摆了摆手,他不打算告诉老王,自己当时压根没有接到去救援周村的命令。 在老王的牵线搭桥下,刘云鹤一家安排好了去台湾的计划。此时已经是1990年了,两位黄埔枭雄又老了两岁。 出发前一周,刘云鹤感到身体不适,他想硬撑着去,却被江馨平和一对儿女拦住了。 “爸,您身体吃不消,就别去了,有什么比健康还要紧的?母亲和我们一起去,把您的情意带去就行了。” 刘云鹤仰天长叹,他拿来了纸和笔,写下了对于文宙想说的话。 “一定要亲手交到他手里。”刘云鹤认真地嘱托。 江馨平年纪大了,不适合坐飞机,三个人只能坐船过去,晃晃悠悠了半天,终于来到了海峡的这一岸。 他们来到了约好的饭店包厢里,于文宙、曹岚、于安福和老王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于文宙没有看到刘云鹤,他已经猜到了大概。 “文宙,我丈夫身体不太好,不方便来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这是他托我给你的信,你收下吧。”江馨平遗憾地说,同时把那封工工整整的信交给了于文宙。 “好吧,只要还活着就好。”于文宙开起了玩笑:“吃吧,吃吧,边吃边聊。我们先感谢老王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没有他,我们也不会见面。” 大伙举起酒杯,敬了老王。老王脸微微泛红:“唉,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曹岚在近50年前和江馨平在陕甘宁见过,她们聊得很欢——主要是谈儿女的事。 看着两位老太太热络地聊着,看着三个年轻人,啊不,三个中年人很快熟悉了起来,于文宙很感慨。1927年,刘云鹤逃出黄埔后,两人一共只有三次见面的机会。在陕甘宁,于文宙因为前线摩擦而爽约了;在济南,于文宙被吴化文裹胁而缴械,终于和刘云鹤见上了一面;今天,换成了刘云鹤缺席——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饭吃完了,于文宙一行带着他们在台北转了转,本来还想多玩一会儿,但江馨平表示,刘云鹤正在家里躺着呢,虽然有人照顾,作为亲人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临走前,于文宙也交给了江馨平一封信:“请你转交刘云鹤。” 大伙分别了,海峡两岸再次分割了这两个家庭,而且他们永远也没机会再碰面了。 曹岚小声问于文宙:“你啥时候写过这信?我怎么没看到,你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还有,难道你已经猜到云鹤不会过来了?” 于文宙神秘地笑了:“有啥好商量的?这是我们男人间的私事。” “哼。”曹岚“轻蔑地”一笑,两位老人就对视着,然后牵着手走了。于安福则回自己的家,妻子和孩子在家等他呢。 “爸,妈,我走了,明天带孙子来看你们。” 江馨平和她的儿子、女儿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在船上,她的儿子怂恿道:“妈,我们先打开看看于叔叔写了什么吧?” “你这孩子,这么大了还不懂规矩,人家于叔叔又不是写给你看的,你怎么能打开来看呢?” “妈!”女儿撒起了娇:“你就打开看看呗,我知道你也忍不住看,只不过你被道德的枷锁捆住了呗!” “哼,去你的。”江馨平不好意思地笑了。女儿一把把信抢了过去,她也没有反对。 实际上,这封信打不打开都一样,因为信封里只放了一张白纸而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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