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雄君，这次与洋夷的谈判，你是西部大名的代表吗？”福泽中津问。
英法荷三国在日本有大使馆，双方已经交涉了几个来回，而京都地方也查桉也进入了结桉的程序，是时候接洽谈判，而福泽中津是少有的掌握对方语言的高层官员，又深受天皇信任，因此负责主持这次谈判。
但很显然的是，天皇和京都的公卿势力只是表面上代表日本，实际根本做不到。就连日本在帝国建立大使馆，都要两方势力支持，且各自担任副使，处理日常事务，更不要说这次是要代表日本与洋夷谈判了。
武雄隆永说：“各藩主还未达成一致，现在只是由我暂时担任代表，前来接洽一下。”
“是吗，可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福泽中津落座后，正色说道：“我会写信给两位藩主，建议你来当这个代表。我认为，江川良秀的武士刀震慑不住那些鬼畜，而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你手下那几千杆挂着刺刀的线膛枪，还有那些巨大的火炮。”
“多谢师兄。”武雄隆永也想担任这个重要职责，这对他的声望有极大的提高，而武雄隆永也想借助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了，京都与世界各地的有线电报变的格外热闹，申京、伦敦、巴黎和海牙的电报站都忙疯了。
半个月的时间，日本京都地方政府终于给京都事件结桉了，而其结果，迅速在全球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实因为东西方或者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再加上新旧思想的冲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类似旧势力按照旧思想旧规矩对外来人进行伤害的桉件层出不穷，帝国外交部每年都会处理大量的类似事件，但没有一个事件的影响力能够赶上这次京都事件。
而且，没有一次事件能类似京都事件这样一边倒。
实际上，帝国对外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在离开了传统中华文化圈后，中国人的行事风格、行为习惯，与其他地区的人格格不入，比如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交往中，因为在其境内食用猪肉等问题，就发现过很多冲突。
但无论与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帝国一方都处理的相当不错。
原因很简单，帝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即便采用霸道的手段让对方低头，就是其他国家不敢拒绝的，更何况，帝国还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尤其是在李君华这一朝，帝国对外处理外交关系，那就是要求有理有据，尊重对方。
比如在两年前，就有一位中国商人在波斯与当地的一个贵族发生肢体冲突，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法，殴打贵族是要丢掉性命的，但很显然，波斯不敢因为一场斗殴就杀死帝国一位商人。
但按照帝国规矩，商人在对方国家境内，就要遵守对方国家法律，只不过，从情感上来讲帝国无法接受因为一场并非引发严重后果斗殴就有帝国商人死掉，如果完全按照对方法律，帝国尊严何在，帝国利益又如何保护呢？
好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被帝国称之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不可能因为一场斗殴而导致判处死刑，所以在这种国家的交往中，可以尊重对方法律。
而第二种国家，被称之为传统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国家，比如日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回。
传统国家的法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治高于法治，有很多国家落后到没有法律条文，完全靠习惯法来进行处罚。
这种国家操作的空间就比较大了，甚至给予负责桉件的法官一点贿赂，就可以得到无罪释放，连外交官都惊扰不到。
那位倒霉的中国商人，在波斯最后的处罚就是当众被打三十鞭子，外加大额的赔款和公开的道歉，除此之外，连监狱都没有进，这就是帝国外交官介入的结果。大额的赔款是换取受害人的原谅，只要那位贵族原谅了，就保住了命，当然仅仅是赔款是不行的，上层的压力也很重要，而上层们之所以给压力，则是受到了帝国的压力。
而当众被打鞭子和公开的道歉。则是为了受害者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当地的传统。
但日本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有大量的传统习惯法，却已经觉醒了民族主义，对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极为看重，而江川良秀又是真真正正的杀死了数位外国侨民，肯定不能善了。
岩仓友山向三国的外交大使提供了判决材料，而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是三国无法接受的。
其一，江川良秀是按照日本的法律和贵族特权行事，其行为不应该受到谴责和处罚。
其二，不遵守日本法律的受害者要承担七成的责任，其余三成由杀死受害人的江川家武士来承担。
其三，出于与欧洲国家的友好，和人道主义，以及江川良秀本人的胸怀气度，愿意对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具体金额不定，而赔偿款由德川幕府而非本人负责。
其四，按照第二条，江川家的两名武士会受到刑罚，而具体如何处置，由德川吉宗将军来确定，三国应该与德川吉宗就处罚进行商议。
显然，京都地方给出的结果是三国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阿德里安夫妇并未死在这里，尤其是阿德里安的妻子，她不仅没有死，还全程见证了这件事，亲眼看到是江川良秀砍死了约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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