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没想到的是,那家公司突然与便与启明星解了约,反倒利用合同上的漏洞,要求他们偿付违约金。

何晨那年也才十九岁,除了会弹吉他、会唱歌之外,并没有别的一技之长,那笔十万块不到的违约金,于何家而言,是个天文数字。

何晨只得四处打零工攒钱,同时照顾家中三位病人,身体很快便垮了下去。

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何丛不知从哪里知道家里缺钱的事,于是,有一天,他抱着小提琴离开了家。

街坊邻居当时瞧见了,还打趣地问他去干嘛,他很雀跃地说:“我帮晨晨挣钱去。”

虽然只有三岁的智商,可他还记得何晨的小名,也还记得,自己会拉小提琴。

他消失了。

从那天起,再也没人见过他。

何晨的祖父母很快便知道了儿子失踪的事,两老非常地担心,又心疼孙子每天来回奔波辛苦,没多久便双双病故了。

“……当时接到报警后,我也只把这案子当普通走失案看。因为何丛本身便有智力缺陷,走丢了的可能性很大。但何晨却坚持认为,他的父亲是被人拐走了。

我还记得他红着眼睛跟我吼,说他的父亲虽然只有三岁智商,但却很一直乖,从来没乱跑过,更不会离家出走。”

韩劲松停止了讲述,抬手用力搓了搓脸。

“前辈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案子有问题的?”程北郭捧起一旁的咖啡壶,向他的杯子里续了些咖啡。

韩劲松放下手,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声音有些发沉:

“一年后吧。那时我被别的区借调查个案子,凑巧知道那个区也发生了几件失踪案。

那几名失踪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便是全都有着很出众的外貌。这一点与何丛一样。”

说到这里,韩劲松从随身携带的纸质笔记簿里拿出一张相片,递给了程北郭:

“这是何丛失踪前一年拍的。”

那张照片的边角已有些泛黄,相片里,何丛抱着小提琴站在一大丛向日葵旁,笑容干净灿烂,俊秀的脸上沐着阳光。

“这是当时报案的另几名失踪者。”韩劲松又陆续拿出几张相片,逐一排列在程北郭的眼前。

那些照片男女皆有,年龄分布亦很广,有何丛那样的中年人,亦有二十许的年轻人、或十三四岁的少女,他们的共同点是:

无一例外地秀丽。

韩劲松将笔记簿放在手边,凝视着那一排老照片,缓声道:

“我当时考虑的方向是人口乖卖问题。那时候有个海外人口乖卖大案,就是以妇女儿童为对象的。

我想,这些长相出众的失踪者,会不会是被相似的犯罪团伙绑架去了海外,用以满足大洋彼岸某些边态的猎奇心理?

不过,在走访调查的时候,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有不只一位目击证人表示,在失踪者失踪前的几天,他们看见失踪者曾和一个背着画板的人说话。”

“我也看到您在资料里标注了这条线索,可后来的调查为什么又没继续下去?”程北郭在此时插了句话。

事实上,这些细节他都知道,主时问及,自有其用意。

韩劲松对此却并未相疑。

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有些警察习惯以问询、对话的方式梳理思路,他以前也这样做过。

因此,听得程北郭的问话,他也只是苦笑了一下,说道:“还能为什么?线索不足,调查根本继续不下去。

首先是目击者的证词过于模糊。他们中就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背画板的那个人的长相的,甚至就连高矮胖瘦也对不上。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团伙作案,共同实行了犯罪。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背着画板?这种统一的行为意义何在?

我请教了几位犯罪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大多都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涉及到某种宗教仪式。

但这个方向太笼统了,且帝都当时也没发现有地下教派活动的踪迹。

如果这真是某个鞋教,他们也总该有个窝点吧,可我怎么查都查不到这方面的消息。”

韩劲松似乎重又回到了彼时调查停滞、一筹莫展的境况中,说话时眉心紧紧蹙着,神情有些沉郁:

“因为缺乏有力的证据,我向上级提出的并案处理、以系列案重新侦办的请求,也没得到批准。

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没底的。失踪者横跨中、轻、少三个年龄层,除了都有着出众的长相、且其中数人曾与背画板者交谈之外,没有更多的交叉点。而仅仅这些零散的线索,并无法支撑接下来的调查取证工作。”

他说着便摇了摇头,面上的郁色转作了深思,语声亦停了下来。

程北郭抬起头,目注他道:

“虽然前辈是这样说的,但从您提供的这十几位失踪者的资料来看,您其实并没有停止调查。这又是为什么?”

韩劲松两手支着下巴,定定地回望着他,好一会儿后,突地笑了起来:

“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直觉,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说胡话。

可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些案子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很可怕、很残忍的真相,它让我不寒而栗,甚至让我恐惧。”

他自嘲地咧了咧嘴,仿佛对自己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感到不可思议,数息之后,才又说道:

“小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身为警务工作者,居然对侦办的案子感到害怕,简直愧对那身警服,但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我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自己。

那个未知的真相,就像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心里。我越是觉得恐惧害怕,就越是想要把它给挖出来。”

说到这里,他拿起咖啡喝了一大口,声音里似乎都带出了几分苦涩:

“我知道这挺病态的。后来我也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我这是职业病,需要定期进行心理评估。

那时候我已经调回了本局,我就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收集了一些资料,每次出差办案的时候,我也会在兄弟警署的帮助下,尽可能地调查走访。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我那时候收集到的。我对这案子产生恐惧,也是在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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