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由校收到朝鲜发来的国书时,已经是是七月十三日了。朝鲜派使者携国书从海路到达山东登莱(今蓬莱),从陆路行至德州,再从运河北上抵达大明京师。

但早在朝鲜使者到来之前,朱由校就已经对朝鲜目前的局势有了大概的了解,毕竟锦衣卫的效率要比朝鲜的官员快得多,作为政变的主导者,锦衣卫早就将详细的情报送到了朱由校的眼前。

看着锦衣卫送来的报告,朱由校觉得十分欣慰。目前,朱由校所有的预计目标都实现了:与大明离心离德的旧政权被推翻了,亲明新的政权已经建立并且控制住了局势,而锦衣卫也成功的“领导”了新政权高层;可以说锦衣卫这次的行动十分速度,干净利落,而且成本极低,其中最大的两项开支,一是招募千名“义士”,一人一吊钱;另一项就是花了50两银子雇佣了一个病的很重、但有父母子女要养的男人扮成儒生的样子,去朝鲜王城前“表演”。

做这种事,一定是会下地狱的,但这很值得。

朝鲜的使者目前被安排在四夷馆中,并没有马上就得到朱由校的召见;不过国书倒是已经出现在了朱由校的桌子上,而他也正在阅读。

虽然朱由校已经对朝鲜政局的情况有了解,但他对朝鲜国书的具体内容还是十分的好奇。

“自古以来,君主务叙彝伦、立经纪、奉宗庙、安黎庶;而今光海君李珲本性恶劣,并无仁君之相……李珲废母杀弟、杀兄、侄、庶母、屡兴冤狱,疏远老臣、卖官鬻爵,撤毁民宅而大兴土木,重科厚敛,至使民生涂炭……民间有歌以讽之,曰:“孰谓清时?今亦昏时。昔在昏时,爵人以贿。今在清时,爵人以私!“……如此一来朝鲜之宗社危矣。

且皇朝(大明)与我(朝鲜)情如父子,有再造之恩;而光海君李珲里通后金光,杀害琉球世子,使朝鲜沦为禽兽之国。

李珲失政,灭天理、斁人伦,上以得罪于皇朝,下以结怨于万姓,唯有废黜一道……今有绫阳君李倧,可继大统……且朝鲜国内暗潮汹涌,请皇朝出兵以协助……”

随着朝鲜政变的消息传来,大明的朝堂上也热闹了起来。

事实上,明朝大臣们对此普遍的第一反应是“篡逆“,认为李珲是经过明廷册封的合法国王,李倧不经明朝许可就擅自取代李珲,是挑战明朝权威之举,就算李珲有罪,正确程序也是先由太妃上奏明廷,再由明廷定夺其废立,甚至有人提出了“声罪致讨“的强硬主张,大部分明朝言官也要求问罪朝鲜。

登莱巡抚袁可立甚至上书称:“夫珲既奉命为王,则该国之君也。倧虽亲,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宜倒置?乃云讨平昏乱,何其敢于无君?……当遣使宣勑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晓然,知君不可易,乱不可长,亟讨篡逆之罪,复已废之主。大伦大法,犹不致废……俾华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焉弄兵。以固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议。”要求出兵讨伐。

但是当朝鲜国书的详细内容被揭露之后,尤其是大臣们知道朝鲜请求大明派来官员帮忙“处理政务”、且派遣军队军队“稳定内务”后,大明的官员们就立马的转移了舆论的注意力,除了一些不知死活的言官外已经没有人在谈论这件事。

如此巨大的利益,自然已经足够让大臣们改变立场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不久前都是明确表示过反对的,如果马上就转变态度的话,那就实在是太打自己的脸了,其效果就像在现代看某些报纸的合订版一样。于是,大臣们选择了沉默,对这件事进行了冷处理实际降温,并且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的问题上,转移了舆论的关注。现在依然对这件事咬着不放的,只有那些从来不考虑国家利益、只思考自己的名声,而是让仁义道德蒙蔽了头脑而又认不清形式的死脑筋罢了,完全没有任何值得留意的。

于是,天启二年七月二十日,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大明正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

但在究竟派遣那些大臣去朝鲜,以及到底要派多少兵力的时候,朝廷的言论又发生了分歧:首先,一文一武的配置是肯定,为了彻底的保持对朝鲜的控制,并且防止后金的入侵,一定得派一名善守的武将,你有需要一名文臣去制约他,防止其自立;而派遣士兵的数量也很讲究,太少不足以达到牵制后金的目的,太多又容易造成财政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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