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的品级也为正七品，与六科都给事中相同，再升迁的主流则是正四品地方按察司副使，或是正五品的地方按察佥事，一下子也能升个三、四级。
故而以例行的科道外转例而言，科道官升官的速度之快是其他文官无法相比的，以致有科道官升迁“每苦太速”之说。
毕竟科道权重，前景无量，科道官出京虽照例是要升官的，但通常还是被认为是很吃亏的事，也正因此，在大明官场上，对科道官一向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的说法。
何况此时正是天下多事之秋，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儿起义的，外转为地方官，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
可京官的位置到底是占一个就少一个，京中肥缺更是屈指可数。
既然这些科道连跳级升官都不愿去地方，更别说魏忠贤口中的“平级迁调”了。
另外，在科道官中，有许多人一开始就是从地方基层考上来的，这些人是绝不甘愿再回到地方基层去的。
这里面便涉及一个大明选官用人的历史问题。
自宣德朝之后，六科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多从新科进士中选除，外吏极少有机会，而新科进士是极其不情愿被分配去地方基层的。
因为像知州、知县、同知、通判、推官等地方官，来源较杂，多有举人、监生出身者，这就导致地方守令越来越被看轻，新科进士皆不愿去地方与之为伍。
不过自成化年间起，由于明宪宗重视官员在基层的历练经验，地方基层守令皆以第三甲进士充任，只是新科进士们一开始并不买账。
于是明宪宗另辟蹊径，将知县、推官作为科道官的重要来源，规定在京的六部主事、国子监博士，地方的推官、知县，皆可考选科道。
如此称之为“行取”，也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务员遴选”，让已经去地方基层的官员拥有第二次转迁为科道的机会。
自此之后，但凡科道出缺，或由庶吉士散官改授，或在科目出身的现任内外官员三年考满后选。
嘉靖、万历年间，朝廷还曾多次下令部曹不许改科道，使得地方官员的“行取”成为科道官用人的主要来源。
这样一来，很多新科进士又乐于到地方基层去任职推官、知县了，其根本目的，自然是想利用地方基层经验作为行取科道的跳板，基本上属于曲线救国。
以袁崇焕与孙元化为例，倘或没有辽东战事，孙元化即使能因精通西学而被同乡荐为正六品兵部主事，但他要是再升迁，至多不过升为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属官或者知府，想改调还得看科道官们的脸色。
兵部主事的升迁主流就是一直在部里熬资历，熬成员外郎或郎，员外郎乃从五品，郎中为正五品，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满，这么一熬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熬到两鬓斑白了都不一定能升到六部侍郎或六部尚书。
许多京官在六部干了一辈子，都是以主事之位退休的，就是因为这个升迁过程实在是太过漫长，实在是熬不下去。
而即使有幸熬到六部郎中，从六部郎中要再往上，那升迁主流则依次是，从四品布政司参议、正四品按察司副使、从三品布政司参政、正五品按察司佥事、正四品知府，基本上就升一级，甚至是外放平调，成功升为侍郎的极其稀少。
而袁崇焕虽然起步是三甲进士外放为福建知县，但是他任知县三年之后，就有机会参加“行取”，有很大可能升迁为科道官。
科道官再往上升，便就又回到了正四品地方按察司副使的这条路径轨道上来了。
因为大明地方上存在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就是“道”。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兵备道，其辖区通常包含若干府、州、县、卫所、城池、堡寨，以其按察司官衔高低，常被分为正四品兵备副使与正五品兵备佥事。
其权力来源于皇帝敕书，上任前必受皇帝敕命，对其驻地、辖区范围、管理事务、归谁节制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绝大多数按察司副使与按察司佥事并不在省城的按察司办事，而是派驻地方上管理军政、巡视民政的等等具体事务，他们实际上也并不归名义上的直属上级按察司管理，而是明确由巡抚节制。
袁崇焕倘或走的是科道官升迁路线，他照样也能当上兵备佥事，只是花的时间相对于战争期间更长一些罢了。
而大明官员升迁调动的另外一大原则就是行政与监察轮历，做了行政官便迁做监察官，监察官做完再转行政，如推官、知县、行人、中书舍人升为科道官，按察佥事升为布政司参议等等。
因此袁崇焕若是有科道官经历，他很容易就能转升成正四品的按察司副使，然后接着一路转布政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副都御史、再成为六部侍郎或六部尚书，可谓是官途平坦。
所以客观而言，袁崇焕主动请缨去辽东总体还真算不上什么“投机行为”。
袁崇焕若只是个一心想往上爬的官迷，那他在三年知县考满后，理应沉下心去行取科道才是。
科道事权更重，在朝廷的人脉关系也会经营得更好，即使外放为按察副使，也更容易再转回都御史等京官，这远不是通过知县、知州、知府、布政司属官等非科道副使能比的。
而大明官员升迁的一大重要节点就是从地方的布政司、按察司的布政使、按察使、参政、副使再转回巡抚、都御史、六部侍郎或六部尚书，这是非常难的一步。
如果这一步上不去，那一辈子的仕途上限就是地方布政使或按察使了，不可能做到六部尚书的高位，而在这方面，有过科道官经历的官员，优势要大得多。
故而袁崇焕当年能放弃科道行取，单骑出关考察局势，再到主动请命去辽东，已经算是一心报国、深明大义了。
但朱由校知道，他是不能指望每一位新科进士都跟袁崇焕似得一腔热血的。
倘或真如魏忠贤所言，将科道外转的成规从“一跃数级”改为“平级迁调”，地方基层官员行取为科道官之后，发现自己无法升迁，只能再重新做回地方小官，那将来恐怕就再也没有新科进士愿意去地方基层了。
如此一来，地方基层的官员素质恐怕将要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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