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在幼年即位,聪颖早熟,受到母后严格的宫廷教育。辅臣张居正凭借其出众才华,以法制治理国家,政令颁布即刻执行,尤其关注边疆事务。起初,他与高拱共同策划安抚蒙古部落首领俺答,使得宣府、大同以西地区得到安宁。他任命大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谭纶为督抚,所有军事部署和建设皆听从戚继光的意见。戚继光修建城堡、墩台布局精妙,烽火通讯系统完善,且善于混合训练浙江兵与边地兵,形成步骑车混合作战能力,使得外族之敌闻风丧胆,三十年间无人敢侵犯边境。张居正又启用大将李成梁镇守辽东,李成梁英勇善战,经常杀入敌境深处。

当时,国内九边地区安定,地方官员畏惧法律,行政管理接近汉宣帝黄龙年间。然而,张居正性格骄傲且刚愎自用,还为儿子建造豪华宅邸,去世后招致诸多怨恨,最终导致家族遭受祸患。继任的内阁辅臣多因避嫌而不愿担当重任,而皇帝又逐渐长大,更加熟悉政务,不再将权力下放,宽严相济、刚柔并蓄,百姓对此感到满意。而且国库充盈,税收也不苛刻,士大夫们以气节互相推崇,虽然没有姚崇、宋璟(唐玄宗开元盛世时的名相)那样的贤臣辅佐,但当时的情况也不比开元盛世差。然而,随着郑贵妃受宠,神宗皇帝渐显懈怠,临朝次数减少,直到围绕皇位继承问题产生激烈争议,朝堂上党派对立,矛盾激化,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的奏疏充斥朝廷,皇帝对此愈发厌烦,不断贬谪参与争论的大臣,但持论者立场更加坚定。皇帝认为以威势压制不如置之不理,批复奏章日益稀少,最后甚至完全停止临朝,对于祭祀天地等重大典礼不再亲自主持,经筵讲学也长期中断,对官员的升迁不再过问,被弹劾者也不予处置。这是因为皇帝对朝臣普遍失望,认为无人值得倚重,所任用的大臣越来越少,一人往往掌握多个要职,权势更加集中。而且由于皇帝认为言官无可用之才,便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然而实际情况是,言官们只要一上疏弹劾,不等到皇帝下旨处理,被弹劾的人就会立刻离职而去,自此言官更加肆意妄为。

庸碌无能的内阁首付方从哲独揽朝政,但皇帝似乎对他的无能并不反感,反而安然接受了他的执政。由于内阁辅臣无力主政,监察部门得以操纵朝政,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人成为虎豹当关一样的权臣,排斥打压天下贤才,使之几乎殆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凡是被选为监察官员的,都不是由内阁决定。原先的监察官员更是借此机会拉拢后辈,壮大自身势力。当时他们最为热衷的就是禁锢、打击道德理学,而对于边防和吏治则完全忽视,贪腐之风日益猖獗,社会风气急剧恶化。

辽东危机爆发后,将领和士兵皆骄纵不堪,无法应对。繁重的赋税使百姓贫困,流寇趁机崛起,朝廷统治土崩瓦解。灾难虽然在天启、崇祯两朝彻底爆发,而其根源早已深埋。到了后来,群臣公然背离公义,一心营私,流寇之患日益严重,党派之间的攻击也愈发激烈。尽管各方言论意见各有长短不同,但世人所称的小人,大多确是真小人,而所谓的君子,却未必真是君子。当时百姓更加贫穷,官员更加腐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将领士兵不懂得如何杀敌,只知道残害百姓。文官们不务正业,只知道钻营攀附,即使是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也无法挽回这一颓势。

唉!一天、两天乃至万天之中都会有无数政务需要处理,怎么可能高枕无忧、轻轻松松地治理好国家呢?明太祖朱元璋每天两次临朝,黎明即起,深夜才睡,并非喜好辛劳。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仍顾不上吃饭,实在是不得已。舜帝主张无为而治,只是指的政治理念,并非说无为就是没有繁忙政务。现在竟然有人说万历皇帝因宽松懈怠、不理政务而保得一时太平,崇祯皇帝因过于操切政务而导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荒谬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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