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恪守重文轻武这一先父遗制。武将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再除仆射，虽已官至枢密副使，但进士出身的枢密使寇准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藐视：“君一武夫耳，岂能解此国家大体耶！”
陈尧咨，仅仅因为他喜欢练习武艺，便常常被母亲毒打。就在陈尧咨高中状元，以为自己能做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名臣时。他的母亲却一把火将他最爱的金鱼箭袋烧毁，并骂他“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之类的话。
宋仁宗继位，没几年陈尧咨就被安排为宿州观察使，一个武将职位——宋仁宗的母亲刘太后亲自出面才说服他前去上任的。陈尧咨的母亲得知此事，对陈尧咨破口大骂，“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之类的脏话冷水。
后来，真宗需要一个既擅长弓矢又仪表出众的官员去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只有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托近臣请求，如果他愿意，将封他为节度使。陈尧咨请示母亲。话刚说出口，又遭到一顿毒打——有损于书香门第声誉。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重文轻武的观念深入人心。
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做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难免低落。将帅无威，士卒骄惰。
与之相反的，就是文官集团地位的集体上升，前文寇准便是一例。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朝廷想要将文武兼备的狄青提拔为渭州知州，但当时的言官们纷纷上书朝廷请求收回成命，而理由只有一个，即“青，武人粗暴，不可兼任知州”，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狄青是个粗暴的武将，没有资格担任文官。
狄青在定州做副总管时，就很受知州兼安抚使和都总管韩琦的欺侮。
有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他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很是不屑一顾，把焦用杀了，还不如扔一只破鞋。
狄青每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少一进士及第，就硬气不起来。
狄青做枢密使，文臣们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就连欧阳修都上书：“臣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的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文彦博也劝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职务，命他出典外藩。仁宗不忍，对文彦博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
狄青被贬，不明所以，文彦博直言相告：“无他，朝廷疑尔。”无可奈何，只得出判陈州。狄青说：“陈州出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一语成谶，次年便病死陈州。
韩琦、文彦博均是名臣、名相，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在此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文官对于皇帝决策的影响。
北宋时期，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赵匡胤在建立北宋后，深知不能仅仅依靠皇帝的力量来治理国家，于是他采取了与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皇帝的权威在政权的稳固过程中不断加强，皇帝扶植的士大夫群体也逐渐崛起。士大夫既是官员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肩负着行政事务履行、儒家文化传播以及社会教育的重任，对于北宋政治系统的维持和运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变革的成败也发生着重要影响。
在这样的体制下，君主的官员任免权逐渐过渡为皇权+官僚体制，即君臣共治，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中。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一方面，皇帝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容许任何人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则强调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共同治理国家。这种矛盾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改革。
而且，文官集团的内斗，形成了北宋已超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
晚清张之洞曾说过“南人不相宋家传”，点明，不信任南方人是宋王朝的传统国策。
赵宋开国，继承后周衣钵，宰相皆用北人，或许南人不相之说由此而来。据云太祖赵匡胤刻之于碑上。既然有明训，以南人为相则自然会引出话题。
邵雍的《邵氏闻见录》上载：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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