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由于他一贯谨慎小心的性格。
更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将会带来极大的弊端。
虽然麾下的势力或许会因此迅速发展壮大，然而根基却难以稳固。
他难以确保麾下不会出现如这些黄巾军一般肆意作乱的情形，也没有足够数量且能力出众的人手进行有效的管理。
即便侥幸成功，得到的也极有可能只是一个混乱无序、动荡不安的国家。
经过这些年的成长历练，在时代的磨砺下，他已不再是原本那个涉世未深、“天真”的现代人，对于复杂的人性和可怕的权势愈发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
知易行难，此前看待许多事情时他往往觉得轻而易举、极为简单，觉得自己也能游刃有余地做到，甚至认为换作自己能做得更加出色。
即使面对诸多声名远扬的名人能士，也敢于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但真正身处其位时，才深刻的发觉，事情的艰难程度远超自己当初的想象。
很多决策并非领导者想做出的，很多人也并非领导者想用的，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反复权衡利弊，因为这背后所涉及的层面实在是太多太深。
一些看似愚蠢至极的决定，背后都有着无数合理的原因，甚至是无数个正确的决定形成的。
这世上能够轻而易举的指出问题的人多如牛毛，能够头头是道的提出合理举措的人也为数众多，然而真正有能力切实解决问题的却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很多事情，并非读过几本史书便能无往不利、万事顺遂。
若真的迅速得到一个看似强大却实则混乱的国家，田泽没有丝毫把握能够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繁荣昌盛，明末、宋末那些惨痛的先例犹如一道道醒目的伤疤，时刻提醒着他。
强大，有时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劣势；弱小，有时反而蕴含着潜在的优势。
正如战国之时一般，起初最为弱小、毫不起眼的秦国却是最终的胜利者。这看似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偶然，但却也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
商鞅变法为何能够大获成功？一是因为后发优势，能够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二是因为秦国当时积贫积弱，弱小到了不得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地步。
其他各国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变法，都曾盛极一时、各有千秋和优劣之处，却最终都并未完全成功。
秦国的变法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取了各国变法的经验和教训，巧妙地借助各国的失败案例获取了宝贵的成功秘诀。
同样，各国变法都不够彻底，因为他们实力强大，既得利益者众多，对于变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而且他们原本的体系已然根深蒂固，变法成本过高，阻力过大。
只有秦国，因过于弱小面临着覆灭的危机，所以必须孤注一掷地进行变法；因为原本就连执政基础都未打好，所以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接推倒重建。
虽然即使是这样，秦国变法也历经了不少艰难曲折的波折，但终究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成功了。
换作其他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最好的结局只怕就是如明朝的张居正一般，政兴一时，人亡政息，难以长久。
田泽想要的并非高高在上的皇位，也不是名义上一统天下的虚荣，而是百姓，生活富足、拥有信念的百姓。
想要达成这一宏伟目标，他有着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根本无法一蹴而就。
若是操之过急，很容易引发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如同明朝的改稻为桑一样。再好的政令若缺少足够多的合格的中低层官吏去切实执行，也会不可避免地沦为祸国殃民的恶政。
而若是慢慢来，很容易滋生出既得利益者，从而阻碍后续变革的推进。先富起来的人未必愿意真心带动后富的人，反而会愈发期望能有更多的穷人，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无论是出于基本的道德之心，还是希望能够最大化的收集气运，田泽都希望自己打造的是一个被自己牢牢掌控、根基稳固的国家。
因此，田泽选择了稳扎稳打，走堂皇之道，一步步赢得天下民心。
将辽东这棵尚显稚嫩的小树苗的根不断扎深扎实、树干修正得笔直挺拔，再伺机扩张发展。
船小好调头，势力弱小时发现问题方便改正，便是想要重新分蛋糕也并不难。
即使存在既得利益者，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田泽也能不断通过占领其他州郡，分出更多合理的利益给他们。
虽然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看似变小了，但是总体得到的利益却是实实在在地增多了，自然不会过度抵触。
如此一来，利益一边在不断扩大，一边又在不断地做好调整分配，所有人都会成为助力。
“急则生乱，谢谢你们让我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赢，但我想走最稳、最正的那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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