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人躺在待产室，起先还很疑惑“怎么这么好的天气，没有一个女人来生孩子”？
很快她就来不及想象了，这种无法忍耐的疼痛只有生产过的人才能懂，这种疼痛可以摧垮一切的思考。她的手紧紧抓住钢丝床的床头，把脖子摇到左边，又摇到右边，她拼了命抓住那冰凉的钢丝床头，用尽了年轻身体的全部能量才把这疼痛的肉体按在这张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进来一个年轻的护士，“姜竹亚，是叫姜竹亚吧，没事儿吧，我看看”。
“走，你能起来吧，你可以生了”。
妈妈后来说，这是我出生以前她听到过的最好的一句话。
当然，这个年轻的护士，给妈妈找了一个轮椅，把她推进了产房，十几分钟后，一个粉嫩的小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妈妈说，见到我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疼痛像潮水一般一瞬间退离了。
很多年后，当我已长大成人，我的二伯早已退休在家。
我问：“伯，当初起这个名字，不怕我是个小男娃吗？男孩取这样的名字怕是要被同学笑话。”
“我就知道是个女子娃。”老年的二伯已不像年轻时对待母亲那般桀骜，这时他已是笑盈盈的老人了。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后的第三日才从成都回来。在九十年代初，外出务工潮并没有兴起，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在家里靠天吃饭，没有特别富裕的人家。偶有几个脑子活络的人在外做些小生意。我爸爸就是那个年代勇敢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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