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孙晓鸣的哥哥,为这件事儿,还真向我道过歉。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每人摊了20多元。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那根罗汉竹,打人真可以,真可以,硬得像根鲸鱼骨头。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真委屈它了,每次挨完打,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老爸也真可以,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

就是这位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升官了。他要被调去重庆DDK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大渡口,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他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搓着双手,焦急的望着我。大人们的决定,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我会去看你的。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你们。

调令来得很急,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两天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卡车启动时,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你们一定要来看我。我鼻子一酸,泪如泉涌,也哭泣了起来。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他表情凝重,伸出结实的手臂,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这一幕就定格了,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

但我还是食言了,他离开后,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大渡口探望过他。我不知道他的住家地址,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读书,我给孙叔叔写过一封信,想打听孙晓鸣的消息,但他并没有给我回信,也许他还认为,是我教唆他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

一九七八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我和邓长明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各自考入了不同的大学,邓长明去了BJ,我去了成都。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意外收到了孙晓鸣的一封来信,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哟。我激动得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他告诉我,他已考入重庆的警校,这是他爸爸刻意的安排。因为我们家早就搬离了川盐三里大院,他是通过邓长明的哥哥,才知道我们俩的行踪,赶紧给我们写了信。随信还寄来一张照片,他穿着学员警服,十七岁的脸蛋儿,既帅气又阳光。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哆嗦,当即给他回了信,相约我们三剑客暑假在重庆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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