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乐天”是白居易的字。诗题表明，两人此次扬州相逢是第一次会面。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在巴山楚水这些荒凉的地方，我度过了二十三年被闲置贬谪的光阴。
古时四川东部属于巴国，湖南北部和湖北等地属于楚国，巴郡多山、楚地多水，因此“巴山楚水”泛指四川、湖南、湖北一带。
刘禹锡先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后又贬连州（今广东连县），调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朗州在战国时属于楚地，夔州在秦汉时属于巴郡，开篇短短四个字，就囊括了他颠沛流离的大半年华。
刘禹锡通过“凄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概括自己的贬谪生涯，短短几个字隐晦却极富感染力。没有抱怨，没有愤激，却比直接的表达更能直击人心，足见刘禹锡的笔力之深。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怀念故去旧友，徒然吟诵闻笛小赋；久谪归来，眼前已非旧时光景。
“闻笛赋”典出魏晋时期向秀的《思旧赋》。三国曹魏末年，向秀的朋友嵇康、吕安因不满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害。后来他路过两人的旧居，忽然听到邻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作《思旧赋》，追念故交好友。
“烂柯人”的典故则出自《述异记》。相传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于是停下观看。等棋局终了，脚边砍柴的柯（斧柄）已经朽烂，而回到家乡后才发现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此时，主持变法的王叔文20年前便早早离世，而至交好友柳宗元也已去世7年，独留他在人间苦苦思念。刘禹锡没有直陈自己的感受，而借用这两个典故，表达了故交丧尽、人事全非，此次被召如同重回人世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慨。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那翻覆的船只旁，仍有千千万万的帆船经过；那衰颓的病树前头，早已有万木争春、欣欣向荣。
刘禹锡将自己比作“沉舟”“病树”，但他认为朝廷仍新人辈出、充满希望，不必沉陷萎靡、一蹶不振。
相反的，在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船只前，在生机勃勃的树林边，他似乎也有了抖擞精神、再搏中流的激情。
刘禹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和白居易的赠诗这样沉浸在悲伤之中，而是将话锋一转，展现出昂扬的气息。这两句诗一改前面伤感消沉之调，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充满了昂扬振奋的力量。
白居易说它“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而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称，“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
诚然，这两句诗写的只是最平常之物，用的也是最质朴浅白的文字，然而其中境界开阔、心境豁达，一扫往日遭贬者颓废愤懑之气，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着实“神妙”。
体会到刘禹锡的主旨，便只顾着迎头赶上，不会再生“不平之心”，不愧是激励人心的千古绝唱。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今天听了你为我吟诵的诗篇，心中满怀温暖与感激；暂且借这一杯美酒相劝，希望你和我一起振奋精神。
虽然自身的遭遇比白居易更加曲折，遭受的磨难也更多，但刘禹锡却没有丝毫颓废之气，反而转回头来劝解自己的新朋友，有你为我写诗，又有这么美的酒，我已经精神抖擞了。鼓励白居易不要丧失对生活的希望。
这就是刘禹锡了，悲而不哀，怨而不悔，无论面对什么，从来不肯低头，也绝不会让自己陷入长久的颓丧之中。
这首诗以深沉的笔调表达了刘禹锡自己的无限辛酸和悲愤，二三十年后一转身，已恍若隔世，物是人非，诗人心中的心酸可想而知。其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形象生动，一经问世，便成经典，被后世誉为神作。
一次路途相遇，就令诗豪和诗魔写下了这两首千古名作，当真是绝了。这两首作品，文学界一直认为比起白居易，刘禹锡这首诗沉郁中见豪放，艺术感染力更强。在古代及文学界，刘禹锡比白居易声名更隆，确实不为虚名。
因为这番“友好的交锋”，此后白居易与刘禹锡成为了莫逆之交，晚年同隐洛阳，都活到七十多岁，他们常常在一起把酒言欢。
白居易晚年忧郁悲伤，率性乐观的刘禹锡还每每作诗劝解安慰他。
白居易在长安故地重游，伤感地说“怪君把酒偏惆怅，曾是贞元花下人”，刘禹锡却欣喜地回他一“二十馀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
白居易说年老体衰，常常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刘禹锡就温柔地安慰他一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白居易虽然取字“乐天”，诗中也颇多知足常乐、优容自在，然而在刘禹锡面前，每每也似乎显得不够潇洒旷达。
确实，刘禹锡不是缠绵悱恻之人，他比“乐天”（白居易）还要乐天。
自古以来，从屈原到贾谊，从李白到白居易，没有一个遭遇贬谪的诗人能逃离“忧思”、“怨愤”这一传统。而刘禹锡却实现了突破，只能是他啊，是那个写《秋词》的刘禹锡。
秋词二首
（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其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明显可以看出，刘禹锡对秋色的感受与众不同，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乐观地看到了秋天的美好。
“诗豪”之“豪”，并非是浪得虚名的。
在迁谪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刘禹锡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生活充满希望与信心。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当中发展。直至刘禹锡的出现，始以另外一种乐观积极的风貌面世。
试问有哪个人不喜欢自己的朋友是乐观率性、积极向上的？所以柳宗元、白居易才会将刘禹锡引为一生的知己好友，从未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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