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徒然走过一段凌冽的时光，那已经过去很久了可依然留下疤痕。
四线城市，普通工农家庭，颜值一般，大专学历。这样平平无奇的我，与父母之间横亘着万丈深渊的沟壑。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一顿掺着野生蘑菇的午饭夺去了我的家人。
自那过后，紧挨着的一排房子哗然崩绝，我的爸爸失去了哥哥，我失去了哥哥还有姐姐。
六月中旬的下午我才知道了那个让人陌生的讯息，是爸爸打电话回来说的，他说哥哥姐姐死在了转院的路上。
那时我对生死的界限仅仅停留在一块土堆，还有响彻村子里的鞭炮声，我不知道分离的度数还能呛到我成年后的咽喉。原来生与死，冷与热的交替会那么轻易。
我的母亲是一个朴素又温柔的妇女，她攥着电话的手一整天没放下过，直到后来两辆面包车停在距家一百米的地方，闹烘烘地聚了一群人。
“你想去看看他们吗？”
母亲忽然转过头问我，好像是在问我又好像是在问她自己。因为我弟弟是听不懂的，他才四岁。
我摇摇头，透过泛黄的木框玻璃窗，屁股挪了挪望了一眼。不是不想，而是我恐惧着。对于冰冷尸体的恐惧远超出一个孩童对于亲情温良。我隐约听到了邻居对于那对“可怜”尸体的描述。瞳孔放大，手指蜷缩，浑身发紫……恐惧莫名支配着我让我不去侧耳倾听，可我还是忍不住走到了屋檐下默默注视三四个男人抬着沉甸甸的木板挪过去两趟。
他们说，我的哥哥在临走时嚷嚷着要喝啤酒，可他并没有喝到。而我的姐姐，一个漂亮高挑的姑娘，临走前乱糟糟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她是那么爱美的女孩，我曾经鬼迷心窍时还曾偷偷溜进她卧室，戴过她的项链，耳环，以及偷拿她首饰中最好看的那对耳环。
一位阿姨在跟我妈妈描述时手上的动作一直没停过，她在空中反复比划，她说她是怎样帮我姐姐梳头，又是怎样找来的皮筋扎起那撮乌黑的头发……
冰冷，僵硬。一连串的词语砸在我耳朵里，幼小的我，恐惧的我，好奇的我。
本来以为别离会戛然而止在这一页，可就在他们下葬的一周后，我的伯母也信抢救无效宣布去世。在这之前爸爸打来的电话里还在说人瘦得不像样，皮包骨头肤色蜡黄，每天都靠吊营养液续着。
那时的通讯只有声音，然而我听到的却远比画面更让人心领神会。每每电话响起时妈妈的眼睛都湿漉漉的，像是结了一层霜。可她从来没哭过，打完电话就躲进屋子里输剩下一钱，我完全能够听到她大拇指蘸口水数钱的沙哑声。
伯母回家的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我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都围着家里的房子各说各话。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杂，属于我能停留的空间却不多了，所以我站在门槛上亲眼看到了爸爸从车里取出来一个木盒子。我的伯母，临走前一个瘦瘦的女人火化后只装了一半的盒子。
我们一家人的房子紧挨在一起，那天妈妈钻进伯母的卧室翻了几件衣服小心折叠好放进了殓棺里。夏天的短袖长裤，冬天的棉袄棉鞋，以及伯母生前用过的手机。
纸糊的灵房挺立在殓棺的前端，香火缭绕，花圈架在堂屋的两侧呈现一个拱形。
我问过外婆，为什么伯母去世了还在笑，她笑得那样灿烂。
外婆说因为这样是留住她最美好的样子。
死亡对于那时尚且不经人事的我而言，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一切都消失得恰到好处，可被死亡呈现的方式却那样残忍，我惋惜善良勤劳的女人被装进一个盒子里，盒子叠着盒子，紧接着就是泥土跟石头砌起来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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