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蜀国该不该打襄樊战役？
该打！
这就要从蜀国的总体战略规划《隆中对》说起了。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个蜀国总体战略规划的核心就是：地跨荆益，外结孙权；天下有变，从荆州、益州两路攻打曹魏。也就是说，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总体战略规划之一，就是要从荆州起兵，攻占宛城（南阳）、洛阳，北伐曹魏。而襄阳、樊城就在南阳盆地的南边，攻占宛城、洛阳，北伐曹魏，必须先打襄阳、樊城。需要说明的是，曹魏和孙吴也分别有一个类似于《隆中对》式的战略规划，都是要取荆州的，三个战略规划的异同后边再详细叙述。所以，从执行蜀国总体战略的角度来讲，该打！也必须打！
第三个问题：蜀国能不能打襄樊战役？
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当时是否具有有利的时机。应该说，当时还是有一些有利时机的（注意：我的表述不是“时机还是有利的”）。
首先，刘备夺得汉中。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4月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5月，刘备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西线”战场，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自称汉中王。无论是军事方面（汉中是益州咽喉，对于巩固益州统治意义极大），还是政治方面（虎口拔牙，灭了曹魏威风，长了蜀汉志气），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其次，友军会攻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3月，也就是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前四个月，刘备派孟达、刘封会攻上庸。上庸在襄樊以西200多公里，虽为四塞之地（被秦岭、武当山、巴山、巫山阻隔），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作为据点，北上汉中、长安；可南出长江，支援荆州。孟达、刘封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6月攻下上庸，虽然后来未能对关羽形成支援作用，但在前期仍可看作是一大利好，有利于对曹魏形成上文所述的“汉水一线包围圈”。
再次，孙权进攻合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7月，在“东线”战场，孙吴在淮南地区向曹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牵制了一部分曹魏的精力。如果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将使曹魏面临“三线作战”（甚至是“四线”作战，上文已述，曹魏还要防守乌桓代郡作乱）的不利局面。最后，南阳吏民起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10月，在临近襄阳、樊城的曹操统治区域——南阳发生了由宛城守将侯音领导的南阳吏民起义。注意，一般我们看到农民起义，而此次爆发的是吏民起义，这说明曹魏在南阳的统治并不稳定，不得官吏和群众的人心。这次吏民起义，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也就是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前六个月，才被曹仁镇压下去。
总结一下，当时的有利时机是：主公称王，友军在旁，吴军牵制，代郡作乱，敌区起义。综合分析，关羽还是可以一打的。
第四个问题：蜀国攻打襄樊有多大风险？
虽然分析了上述有利时机，但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有风险吗？如果有，又有哪些风险？或者直白的问，襄樊战役，是因为关羽“大意”而失败的吗？
风险极大！
从刘备交给关羽的任务看，主要任务是镇守荆州南郡。自建安十六年至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之前，刘备集团占有的荆州部分在关羽镇守下，完整无缺，尽到了守土之责，是他镇守荆州的一大功劳。镇守任务的核心是处理好荆州三郡内部矛盾，支援刘备西线战场，巩固孙刘联盟，等待天下有变，刘备在益州立足，再图北上伐魏。而现在关羽抽调荆州之兵攻打襄樊，可谓颠倒主次，故有人评价关羽在襄樊战役前期取得的成绩是“在错误的战略下取得的短暂胜利”。讲一句事后诸葛亮的话，从战争最后的结局看，蜀国并无实力，同时在“西线”和“中线”发动进攻，最终“未取襄樊，却丢荆州”。
从三国关系看，并不有利于关羽。外交和军事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外交的成功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军事活动的开展也需要外交的配合与支持。刘备刚刚虎口拔牙，称王于汉中，曹魏对蜀汉恨之入骨，势必予以回击。纵观三国历史，孙吴可谓“左右逢源、反复无常”，觊觎荆州久矣（因为鲁肃为孙权规划的孙吴版《隆中对》，也是要夺取荆州的，是既定总体战略规划）。19年前的《榻上对》，鲁肃希望孙权最终“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说我还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尽力辅佐汉室，你说的我也达不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这一时期，孙权嘴上称曹操为曹贼，从来不打反曹旗号，甚至与曹操保持联系。11年前的赤壁之战，虽然孙权与蜀汉结为联盟，也打出了反曹旗号，但是后来为了夺荆州又不惜向曹操请降。1年后的夷陵之战，在完全拿下荆州后，孙权又打出了反曹旗号。而襄樊战役时，孙权则在与蜀国有盟约的情况下，与曹魏形成了暂时联盟关系，与曹魏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枪口一致对准关羽。由此可见，孙吴政权自始至终把利益最大化看得很重要，怎么有利，怎么来。作为盟友，并不算很可靠。三国争霸，同时与两国对抗，恐怕不利于战事。
从三方实力对比看，兵力悬殊。曹魏方，樊城有曹仁重兵把守，襄阳有吕常把守，徐晃屯宛城（今河南南阳，距离樊城仅140公里左右）为外援，后续于禁援军3万人（据《吴书·吴主传》，“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合计约5万人；孙吴方，吕蒙等率军约6万人；蜀汉方，关羽仅领兵3万左右。对比曹魏、孙吴兵力，关羽所领军队明显处于绝对劣势。加之襄阳、江陵皆为易守难攻之城，无论是前期攻打襄樊，还是后期复夺江陵，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兵力多寡，并不能完全决定战争胜负，历史上也有很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但敌众我寡必定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不得不考虑。
综上所述，襄樊战役，是在关羽冒着丢失荆州南郡这个“中线”大本营的风险下，面对魏吴两国密谋联合行动这样不利的外交关系情况下，在以一敌二、敌众我寡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发动的战役，可谓风险极大！
第五个问题：攻打襄樊的决策者是谁？
我们都知道，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时候，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等蜀汉主要将领都在益州或者说“西线”，关羽是留守荆州南郡的最高将领，所以关羽是襄樊战役的战场最高指挥官，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决策是谁制定的呢？是关羽自行决策的，还是蜀汉政权最高统治者刘备决策的呢？
有学者依据蜀汉政权对待襄樊战役未作出任何反应、未发一兵一卒的过程分析，是关羽未经请示，自行决策，或者说擅自行动的。
宋末元初史学家吴三省先生在《吴书·孙权传》注评“关羽一介武夫，本无远谋，既背诸葛亮结吴为援之策，又无鲁肃消弭边衅之能，卤莽灭裂，贻误事机，种此恶图，遂之后日麦城之祸，此真可谓叹息者也。”
吴三省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地位是非常高的，有人认为他所著《资治通鉴音注》，价值可与《资治通鉴》相比，其史学成就不亚于《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所以他的评语很有份量。应该说，吴三省先生这句话说得很重，信息量也很大，其中很重要的一句就是“背诸葛亮结吴为援之策”。既然是“背诸葛亮结吴为援之策”，也就是不符合蜀汉总体发展规划，那就说明，发动襄樊战役，不是蜀汉政权最高领导的决策，而是关羽自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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