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组会上我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引咎自责，提请免职，但没有被通过。建议建立理事会制，通过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选举理事。1983年11月1日公布选举理事结果，刘京生任代理事长，林达和我担任副理事长，韩润峰任秘书长。但多数理事像漏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那种干劲。
开第一次理事会，在我报告了近期工作之后，主题转到关于华文残疾人协会。主联合派呼声很高，认为俱乐部主要面临经费问题，没有合法身份，资金就是一筹莫展。俱乐部合法身份问题已不可能得到解决，京城保守，其他城市能做的在北京就是行不通，不如与华文联合，可以借助华文个体工商身份。华文那几个人确实有经济手段，他们脑子灵活，来钱的点子多，有可取之处。改革开放，要搞活经济，需要懂得擦边球，头脑僵化是不行的。
也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们在俱乐部时，不就是因为提出的一些想法得不到支持才另成立协会的吗？他们这是闹分裂。但面对现实也表现出妥协态度，中国连个社团法也没有，俱乐部要开展活动确实太难了，对外联系到处碰钉子，有些话让人听了特别来气。联合也可能是无奈之举，舍此也没有更好的思路，否则，俱乐部这么办下去，把人拖垮了也不会有什么建树。
我明确表示不同意联合。联合或许能解决部分资金，但理念不同，分歧存在，形式上的联合反而会给俱乐部今后的工作造成混乱。理念，是个原则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原则，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
争议半天，最后表决，大多数理事同意联合。
无力挽狂澜。我说，我仍坚持不能联合，鉴于大多数理事的决定，我少数服从多数。由于身体原因，我需要回家乡休养一段时间，暂时不参加理事会的工作。
大家听了顿时一惊。静默片刻。旋即活跃起来，似乎压抑很久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接着，热烈地议论之后的分工。而我，坐在那里却已经是个透明人了。
作为少数派被迫暂时离开理事会，甚至没有人提出挽留，我是痛苦的，更是始料不及。我一直为自己是俱乐部一名核心成员，一名理事而自豪，我参与决策，影响着俱乐部的生存与发展，甚至，我是拼了命坚持把俱乐部办到今天。我呼唤真诚，自立，互助，俱乐部承载着我的理想和追求。然而没有人理解，没有人珍惜。提出回乡只是想扭转局面的一个借口，我以为当听到我提出暂时不参加理事会工作时，多数理事会慎重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没有，大家用沉默接受了我的离去，就像脱下一件不想穿的旧衣服，令我痛心，也让我寒心。
几个月后获知，在北京市民政局成立残疾人协会之后，理事会已做出停止工作决定。理由是：我们期盼的政府成立残疾人组织的愿望实现了，既然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不能正式注册登记，也就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了。我被当头打了一棒闷棍，心痛泪流，一种被抛弃了的孤独感。就像在空无一人的候车室，隔着窗玻璃，看一列疾速奔驰的列车离我而去，站台上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人在乎我，大家都走了，或是我离开了他们。多么不舍啊，我就这么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会却没有了？！后悔当时没有坚持原则，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提出回乡休养。今后怎么过？我感到身心的疲惫。
一场重感冒，我躺倒了。李大妈、沈大婶照顾我的炉火和吃饭。在昏昏沉沉中知道屋里有许多人来来去去，一直有人守在身边，不清楚来者是谁。一时，朦胧中听到有人说：我们开完会都回家了，扔下一摊子事孙大姐顶着干，孙大姐没有家......鼻子一酸泪涌出来，毕竟还是有信任和友情，这报偿足够了，还能向生活，向命运要求别的什么？
细想创办俱乐部的初衷，国际残疾人年，几位残疾人奔走于政府各部门，呼吁的便是：残疾人没人管，政府要建立残疾人组织，要把残疾人管起来。如今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了，残疾人协会也成立了，必然地，政府和多数残疾人就认为残疾人已有人管，俱乐部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况且，一些理事已在北京残疾人协会任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其他理事也各有自己要忙的事，工作，事业，学习，家庭，娱乐，偶尔还可以参加北京市残疾人协会组织的活动。对于他们，一直不能注册的俱乐部确实没有再办下去的必要。
我一直有不同的想法，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诞生于中国变革时期，作为民间团体这一新生事物，受挫折是很正常的，她也只有在挫折中才能成熟起来。国际残疾人年提出鼓励残疾人建立各种组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促进改善他们境况的行动，这是残疾人平等和全面参与的基本体现。残疾人不仅靠政府，更要靠自己，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才是根本出路。宪法规定公民结社自由，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原则也是不容置疑的。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人际关系正向着小群体发展，自助已成为一股充满进取、创造的社会潮流，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也必然要适应这个历史发展趋势。我们国家还很穷，短期内恐怕也不能强大富足起来，几千万残疾人的困难光依赖国家是不行的。残疾人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解决自己的一部分困难，减轻国家的压力，这是应该赞扬、支持的好事。残疾人并不需要被政府管起来，而是需要政府提供平等的全面参与的条件和机会，鼓励残疾人自立互助，自我管理。即便政府已成立了相应的残疾人组织，俱乐部也仍有存在的必要，残疾人可以通过自助组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俱乐部应当是残疾人之间互助的平台，是鼓励残疾人自立自救的加油站，是社会了解残疾人的窗口。残疾人在社会竞争面前劣势明显，由于社会偏见及歧视一些残疾人被剥夺了正当的权利，俱乐部要为残疾人争取他们应有的社会权利，要通过自立互助学会如何平等参与社会。一些残疾人不仅存在身体上的障碍，严重的是观念的偏差和接受教育的不足。有的残疾人靠“横”闯社会，我是残疾人我怕谁；有的残疾人靠“怜”依赖社会，我是残疾人你就得帮我。这二者有时也出现角色变换，当“横”者遇见更狠的便趴下了变成一个“怜”者，而“怜”者遇到更弱的人也会“横”起来。社会不仅要知道一些残疾人的精英，更要了解那些底层残疾人的艰难，帮助他们实现自立互助。因此，只要我们的社会有残疾人，只要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俱乐部就有存在的必要。
任何人做事都有其个人的目的。俱乐部的组织者多数是期望通过俱乐部营造社会影响力，提升个人社会价值和知名度，获得社会的认同。这一渴望产生的激情，在俱乐部初创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一旦个人目的达到，继续在俱乐部的热情便减弱；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人，便要抱怨，甚至产生内讧，这也是俱乐部产生分歧的很主要的原因之一。我的个人目的是什么？我只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就是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俱乐部把一个卧床重病人送进社会，我不能想像没有俱乐部再退回封闭小屋的日子，我需要俱乐部。经由俱乐部，我能够服务社会，能够奉献自己，能够活得有意义。俱乐部就是我的使命，是我活着的理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通过俱乐部倡导自立互助理念，帮助他人以体现我的社会价值，体现我活着有用，精神愉快。因此，只要活着，俱乐部对我而言就没有休止符。
那些离开俱乐部的人，愿他们寻到更大的施展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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