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庚当时跟皇帝是这么算账的，朝廷每年赋税，折色与本色合计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折色为白银，本色即为实物。
这一千四百万中，八百万归户部太仓库，六百万归内库。
入太仓库的这八百万中，有四百万是折色白银，另外四百万是本色实物。
入内库的这六百万中，除了近百万的金花银外，其余五百万皆是丝绵布帛、蜡茶颜料之类的贡品。
李长庚认为，这每年五百万两价值的实物，皇家这么些人上上下下加起来，是无论如何也享用不尽的。
不如便将这一年的实物赋税全部改折白银，如此，既无损于上，亦有益于下，至于皇家专用的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亦当稍停一年，济军国急。
且《大明会典》中早有规定，倘或九边告急，金花银除了供给武官俸禄之外，还应当充作军费。
金花银彻底变成皇帝私房钱，是正统朝之后的事，原本祖制里是没有这一条的。
每年大明的武官俸禄全部加起来，不过十万多两银子，剩下的那九十多万金花银用于支边是绰绰有余的，故而嘉靖、隆庆两朝都有挪用金花银尽充兵饷的前例。
彼时朱由校刚刚登基，一见李长庚将主意打到他的小金库上，心里就一万个不满意。
绝大部分大明百姓劳作生产出来的都是粮食、丝织品等实物，而不是直接生产白银。
每当朝廷决意征收折色，而不是本色时，普通百姓便不得不将手中的粮食丝织品拿到市场上交易兑换成白银。
这中间间接造成的粮价和银价的差价波动，便给百姓造成了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朝廷在征收赋税时，要收的究竟是本色与折色，实际上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政策。
百姓自然是希望朝廷能直接征收实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入了内库的五百万价值的实物要是对应折换成五百万白银，则要耗费不少民脂民膏，增加许多未知风险。
所以这内库看起来是每年收入六百万，其实真正能立刻拿来用的只有那一百万金花银。
而朱由校也知道，但凡他点头同意将实物改征折色，开了这么个先例，就会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基本上就相当于变相加税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更重要的是，广宁丢了之后，辽西走廊便岌岌可危，再加上孙承宗出关考察后的报告，因而在当时的皇帝眼中，把内帑的大头花给关宁军才算是将钱花在了刀刃上。
于是朱由校并没有同意李长庚的请求，只是许诺将当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上供税银转输给李长庚，尽充军费。
紧接着，没过几个月，就迁李长庚为南京刑部尚书，让毕自严取而代之。
毕自严果然没有辜负他们山东毕家的好家教，果真凡事先反省自己，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往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两手一摊只会向皇帝要钱。
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毕自严迅速从福建调来了一批战船与水兵，再协调各个方面东挪西凑，在短时间内就将修船器械银落实到了位。
这么缝缝补补的，总算拉出了一支相对过得去的、够格给东江转运军饷的水师，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谓“能者多劳”，毕自严之所以会从天津巡抚改任南京户部尚书，自然是跟范济世一个作用，皇帝期盼着他能到东南接着发光发热，清查积余库银。
这回皇帝特意将毕自肃调往辽东，归根到底看重的还是毕自严的理财技能。
打仗打得就是一个后勤，这亲弟弟既在辽东做官，毕自严这个当哥哥的又岂能事不关己？
故而这一人事调动其实颇有用亲属作要挟的黑社会作风，朱由校就差直接把“你亲弟弟在我手上，赶紧打钱”这句心里话给吐出来了。
众人自是知晓皇帝的言下之意，只是面儿上总还是赞许毕自肃大才，与其兄长不相上下，皇帝慧眼识人云云。
“对了，说到这毛文龙啊，朕倒是有点儿牢骚要发。”
皇帝眉头一扬，加重语气发出疑问似得“嗯”的一记鼻音，“去年冬天毛文龙不断地报捷献俘，宁远之战开打前，朕就派飞骑传旨东江，让毛文龙在奴酋进犯宁远时提兵牵制，与袁崇焕相机策应，袭后捣巢，务必使得奴酋首尾不得相顾。”
“结果这回奴酋退兵之后，毛文龙那边竟没了声了，直到朕下旨升了袁崇焕的官，毛文龙才上了一道奏疏，疏中再次请求朕释放王化贞，并援引哥舒翰故事，说他愿将历受官阶一一归还朝廷，以赎王化贞之死。”
“你们都知道啊，这毛文龙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八股作得不得章法，塘报也总是写得啰啰嗦嗦的，可一到要用典的时候，他引用的掌故总是能令朕耳目一新。”
朱由校冷哼了一声，道，“安史之乱时，哥舒翰因唐玄宗屡次催促，不得不率军出潼关迎战，结果兵败被俘，致使唐玄宗西逃。”
“这毛文龙引用哥舒翰的事例，不知道是在为王化贞鸣冤呢，还是在讽刺朕昏庸如唐玄宗？”
众人垂首敛目，任由皇帝隔空与毛文龙互相阴阳怪气，个个臊眉耷眼地不敢应。
近两年来，随着辽东局势的日渐恶化，皇帝一读毛文龙的奏疏就是这样连讽带骂、讥刺挖苦的风格，常常弄得他们底下人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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