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曼是被窗外街上商贩喇叭里的叫卖声吵醒的。她揉了揉眼睛，才发现天已大亮，阳光顺着窗帘的缝隙照进屋子里。“我居然一觉睡了这么久”，程晓曼嘟囔着。自从肖斌去世以后，程晓曼还没有一个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的，而昨晚她竟然连梦都没有做。
洗漱吃完早饭，程晓曼看到了昨天合起来的肖斌的书稿。回想起昨天晚上自己所见所闻，程晓曼不由自主地再次翻开书稿。这个书稿虽然没有目录，但是肖斌已经分好了章节，她猜想肖斌应该是在王伯卿讲述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记录成册的。程晓曼看到第一章的名字叫《待业青年王伯卿》，不禁笑了出来，心想原来民国时期就业压力就这么大了。随着肖斌的文字，程晓曼走进了那个似乎恍若隔世的1934年。
1934年的中国是一片依然看不到曙光的土地，中国的1934年是一个希望不知何处寻的年份。东北沦陷已经多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四处挑起事端。然而，政府的新闻里说的最多的却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报的都是江西“围剿”的战况。
不过，对于23岁的王伯卿来说，这些国家大事都不是他眼下担忧的事情，他现在想的最多的是自己怎么才能找到工作。没错，和现在的很多青年一样，王伯卿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剧情。那个年代虽然能上大学的青年人很少，不过社会上能供给他们的岗位更少。毕竟他们总还是得找到靠脑子吃饭的体面工作的，但是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年代哪有那么多这样的好工作呢。
王伯卿是1934年6月份的时候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毕业的，然后就悲催的成了待业青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自认学习还算刻苦，自己的学校也不差，出来以后不说在大学当教授，在中学找个教书先生的活计总是可以的吧。结果折腾了几个月，他连印书馆的校对工作都没找到。不过被安慰到的是，王伯卿听说北大和燕京这样的名校也有不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感觉自己有精神了。
日子一转眼到了9月份，王伯卿还在待业状态。这个夏天王伯卿过得属实难受。虽说BJ不像南方那么酷暑，但终究是盛夏。王伯卿每天的生活都无聊透顶。早上从家里出来，在路边买早点，在买一份当日的报纸，边走边看。对于王伯卿来说，时事新闻和八卦娱乐都没什么吸引力，他主要是翻到招聘的版面，边看边拿笔画出来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工作。起初一个版面上也就几个圆圈，后来就是一整片圆圈了，可想而知他有多焦虑。太阳很快就升到头顶了，这时候王伯卿就在路上买上一瓶“荷兰水”（就是汽水），然后找一个咖啡厅或者书店进去避暑。王伯卿其实不爱喝咖啡，不过这里能给他看书，这倒是和现在我们去星巴克差不多。他有时候还会约朋友去历史博物馆看展览，不过他总是想我们国家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这么想真是越想越憋屈，他后来也不怎么去了。
七月流火，天气逐渐转凉了，王伯卿的心也是凉了大半截。最近王伯卿越发形单影只了。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找到了工作，有的是自己面试上的，有的是家里托关系走后门进去的，还有几个外地的朋友看在北平没什么机会了，就回了老家，前段时间来信也都说找到了工作。
人比人，气死人。跟别人一比，王伯卿觉得自己更惨了。一来他是本地人，二来也没有家里的关系依靠。这倒不是说他家境贫寒。他父亲在北平市政府工作，工资不低，家里前几年买了一个四合院，一家老小生活得很像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王伯卿并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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