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下头颅公莫怨，
惊慌失措无所从。
众将闻声入，郅辅提张方头，曰：“张方欲谋反，吾奉大王令，斩张方以谢，余众皆无所问。”于是函张方头，入见河间王。毕垣曰：“可送张方头于东海王以求和。”河间王从之，于是遣送于东海王，东海王视之，大笑，曰：“兵书有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张方素擅用兵，今死于己手，河间王真乃庸才耳。前者吾遣使求和，汝不许，今刘乔败，我军盛，吾亦不许。”河间王本以张方死，东海王必罢兵，及闻东方兵闻张方死，争相入关，遂寻毕垣、缪播兄弟，不知所踪矣，遂悔之，怒，擒斩郅辅。又闻王浚将领祁弘，领乌桓、鲜卑兵至，苦于无将带兵，遂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将兵拒祁弘，彭随、刁默非将才，临阵走，祁弘破之，杀彭随、刁默，遂西入关，击鼓之声，达于百里。
河间王闻之，乃叹曰：“若张将军在，山东军岂能西入关乎？”又遣将马瞻、郭伟来战，临行曰：“公等忠心可鉴，今若不能挡，长安恐不保也，深托于将军也。”马瞻拜曰：“殿下勿忧，吾等必誓死以报。”于是出，与祁弘对垒，乌桓、鲜卑兵素擅射，郭伟出阵，胡兵搭箭，应弦而落与马下，马瞻惧，帅余众逃。
河间王闻破，急急不知所为，恐被祁弘所执，匆匆上马。马下有一人，名孙营者，拖住马缰曰：“今山东兵未至，长安城俊才亦有数千，亦可再战，大王岂可舍庶民而遁乎？”河间王曰：“贼数倍于我，苦守长安，必不能支。”孙营曰：“纵然如此，只身受死，亦无怨言。”河间王急，不听，以鞭抽孙营，乃单马逃入太白山中。祁弘引兵入长安，所部鲜卑、乌丸兵士大掠，孙营只身与鲜卑、乌桓战，没于阵中，百官奔散，纷入山中，无所食，拾橡果充饥。祁弘入宫见惠帝，跪迎惠帝曰：“臣奉王将军之命，迎陛下还旧都。”时多年征战，马匹少，祁弘乃以牛车充之，还都洛阳，又复羊后。
昔日东海王檄文诸州县，立节将军周权，诈受东海王檄文，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后，洛阳令何乔以河间王不喜，恐见责，乃攻周权，杀之，复废羊后，河间王闻之，怒，以羊后屡为奸人所立，矫诏遣尚书田淑赐死。诏书履至，司隶校尉刘暾等上奏，曰：“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门，门禁峻密，无缘得与奸人勾乱，众无愚智，皆谓其冤。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何益于治乎？”河间王览之，怒，遣吕廊收刘暾，刘暾闻之，奔青州依高密王司马略，然羊后以此得免。于是大赦天下，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
马瞻等闻帝走，曰：“贼退，当回城。”收拾残余，得五千人，夜回，梁柳不知，问曰：“汝等何人？”马瞻等曰：“庶民自太白山回。”梁柳遂开城门，马瞻乃帅众入，梁柳仓促应战，为马瞻所杀。马瞻乃迎河间王于南山中。弘农新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诩曾孙贾疋闻之，共约起兵击河间王，马瞻出城迎击，竟被斩。东海王闻之，遣麋晃将兵助击河间王，河间王则遣平北将军牵秀屯冯翊拒之，河间王长史杨腾，自知河间王必败，恐受牵连，欲助东海以自效，乃诣冯翊，牵秀迎进，叙礼毕，问曰：“公昔在河间王下，今来何事？”杨腾曰：“奉殿下令，且来督战。”牵秀乃曰：“麋晃为吾军所阻，数日不得进也。”杨腾曰：“前者祁弘来，殿下不能挡，今麋晃至，久之恐不能相持。”牵秀曰：“吾事殿下，当赴汤蹈火，纵然城破被俘，亦有必死之心。”杨腾自思曰：“牵秀有必死之心，若吾诈称河间王令，其必疑之，不若另行他法。”于是乃曰：“将军忠义，何其壮哉。”把酒言欢，至夜乃罢。
杨腾入驿馆，寝食难安，河间王知，则必死无疑，若久居此，亦不免祸。于是心中一计，遣使邀牵秀，具言有要事相商，牵秀曰：“白日何不言哉？”使者曰：“人多眼杂，恐有奸细。”牵秀不知是计，携三五随从往，入馆中，不见杨腾，呼之，忽数百刀斧手至，牵秀乃呼曰：“杨腾枉为人臣。”遂抽刀与战，至死大骂不止，杨腾斩其头颅，宣示众军曰，牵秀欲称帝自立，故就地正法，今帝亦归洛阳，吾当东向称臣，至是，关中皆服于东海王，河间王闻之，自叹之，悔不当初。
东海王遂把持朝政，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兵邺城，平昌公司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王浚骠骑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东海王诏河间王为司徒，共理国政，河间王欲应诏，左右曰：“前者殿下杀张方，东海王背信弃义，此者，东海王岂非故技重施乎？”河间王亦疑，使者则曰：“太傅乃三公之重，岂可妄言哉？若统十万大军西进，长安城恐不保也，彼时，殿下欲老长安，可得乎？”河间王遂不疑，开城东行，百姓送之，行至南阳，平昌公闻之，遣使曰：“河间王远赴京都，舟车劳顿，平昌公已备下酒食，可入城休憩一二，再行不迟。”河间王推脱不过，遂上车，然路上即被扼杀之，并其三子。奏报东海王，东海王大喜，曰：“孤无患矣。”矫诏加封平昌公为南阳王。
且说成都王闻祁弘入关，自知不能敌，自武关奔新野，恰在此时，刘弘卒于襄阳，司马郭勱作乱，欲迎成都王为主，刘弘之子刘璠曰：“昔父在世，成都王欲至本国，图东山起，父不纳，今郭勱欲迎之，与父志相悖，吾当继父志，起兵讨之。”于是率兵与郭勱战，斩之，东海王初疑刘弘贰于己，闻郭勱被杀，大喜，亲自手书嘉之。又矫诏遣中郎将刘陶收之，成都王惧，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将士，得百十人，闻公师藩起兵燕赵间，欲往就之，途中为顿丘太守冯嵩所执，送于邺城，范阳王左右欲杀之，范阳王曰：“成都王，叔侄也，俱是司马氏骨血，杀之不忍。”遂幽之于住所。二月有余，范阳王薨，其子欲殡之，长史刘舆曰：“成都王在邺经营日久，邺人素附之，如大张旗鼓，成都王昔日官属必有所动，一呼百应，恐有不利。”左右曰：“如之奈何？”刘舆曰：“事急，可令人诈为帝使，称诏赐死。”左右从之，至夜，杀成都王，并其二子，临死，成都王长叹曰：“自邺去京师欲生，自长安还邺就死，岂非天意哉？”成都王官属闻之，恐祸于己，纷纷逃散，惟卢志随从，至死不怠，收而殡之。
却说惠帝自回洛阳宫，食欲不振，气神皆靡，已半年有余，一日夜，繁星满天，帝出观天，忽精神俱佳，曰：“此天象世之少见也。”中官进奉饼，帝食之，大赞曰：“其味亦甚美。”连食五个，三更时分，帝突感不适，继而气喘局促，御医进宫医之，许久乃苏，言于左右曰：“朕适才见先帝，先帝问朕天下事，朕竟无言以对。”言讫，泪如雨下，继而又昏迷，四更，崩于显阳殿。羊后因是皇太弟嫂，恐不得为太后，欲立清河王司马覃为帝，侍中华混谏曰：“太弟久在东宫，民望已定，今日岂可易乎？”然羊后已召清河王入尚书阁，华混驰见东海王，诏皇太弟入宫。吏部郎周穆与御史中丞诸葛玫言于东海王曰：“皇太弟被立，张方意也，言不顺，行不正，清河王本是太子，殿下宜立之。”东海王不许，曰：“皇太弟长且贤，清河王少蠢。”周穆与诸葛玫固谏，东海王怒曰：“皇太弟德行俱佳，天下咸服，国之主，当以贤为先，岂汝等所能妄议哉？”遂斩之，后又杀清河王。皇太弟司马炽遂即皇帝位，即为怀帝，尊羊皇后为惠皇后，母王才人为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
新帝即位，尊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臣议公务，考得失，群臣咸曰：“有武帝风范。”怀帝留心诸事，东海王遂不悦，上表求出就藩镇，本欲怀帝挽留，不想怀帝竟欣然应允，遂就许昌。
昔怀帝为皇太弟时，缪播兄弟说河间王，与怀帝亲善，及即位，甚器之，委以要职，怀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亦与之共参机要。东海王执权柄，又镇荥阳，颇闻之，遂疑朝臣贰于己，与怀帝图谋不轨。其账下刘舆等言于东海王曰：“殿下上表不允，恐非陛下之意也。殿下位居权要，当自清君侧，不然，祸不可测，殿下岂不闻董卓之鉴乎？”昔日东海王召刘舆，属下曰：“刘舆肥猾，近则腻人。”东海王悔，然召令已发，刘舆至，东海王疏远之，刘舆遂览视天下兵薄、府库、牛马、器械、山河之形，默记之。军国多事，东海王问以天下之事，众人莫能对，惟刘舆对之如流，东海王乃刮目相看，擢为左长史，委以军国之务。刘舆乃言于东海王曰：“并州乃中州门户，抵御外族之要，须得力之人方可托任。”东海王曰：“谁可胜之？”刘舆曰：“吾弟刘琨，素擅军伍，与鲜卑、乌桓皆相善，若能为刺史，当保边无虞。”东海王乃以刘琨为并州刺史，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太原，又升其弟东赢公司马腾为东燕王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邺。东燕王本自镇晋阳，得诏，即东出，时并州饥馑，为汉兵所掠，郡县多不能自保，州将田甄、其弟田兰及吏民万余人，悉随东燕王就食冀州，号曰乞活。刘琨至上党，募兵，得仅五百人，然挡路阻塞，盗贼横行，至晋阳，乃安抚民众不提。
闲言休提，且说东海王闻刘舆之言，自觉有理，遂自荥阳入京师，一时人心惶惶，中书监王敦言于左右曰：“东海王专执威权，其上表所议，尚书等皆以旧制裁决，虽无不妥，然东海王必疑之，今回京师，必有所诛。”果然，太傅东海王乃遣平东将军王秉帅将士三千入宫，执缪播等十余人于帝侧，缪播等曰：“吾等何罪之有？”东海王曰：“汝等蛊惑陛下，欲图不轨。”缪播等曰：“昔日吾等为殿下说河间王，杀张方，殿下忘之乎？”刘舆曰：“汝等昔日功小，今日罪大，不可恕也。”缪播乃叹曰：“权势之争可畏也，吾始知矣。”于殿上呼陛下，声甚凄惨，怀帝惧东海王权势，叹息流泪而已，遂将缪播等交付廷尉，仗杀之。正所谓祸端皆因兄弟争，国灭岂怨外敌强，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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