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腹地吧，顺便我还想去看看住在圣安托万的老熟人。”
“圣安托万？”蒲鲁东一听到这个地名就跟着魔一样表情变得僵硬，“霍乱不是最开始就从那里爆发的吗？”
“嗯，据说是喝了塞纳河里的桶装水感染的，而这也是奥尔良政府没有第一时间介入的原因。”
“……因为在总统眼里，那里的人都是不稳定因素吗？”
“对那些养尊处优者来说的确如此，可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两年前那场革命要是没有他们很难将波旁政权推翻。”
“这种事情在这个国家不是家常便饭吗？穷人付出鲜血去为富人飞黄腾达铺平道路，所谓的国家不过就是富人用来哄骗我们这些穷人的借口而已。
要我说，国家或政府就不应该存在，人民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任何一个政府本质上每时每刻都在为了财富而剥削，财富就是罪恶的根源。”
“哦？你这个想法很独特呢？”瓦莱夫斯基望向蒲鲁东，发现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亦或是自己从未发现。
“您应该不会将我告发出去吧?”蒲鲁东犹豫了一下问瓦莱夫斯基。
“当然，毕竟我不管是作为议员还是作为主编都很遭人恨，时间长了也是会想找个能聊天的朋友的。”
马车一路相对平滑地前进，之后毫无征兆地就突然停住了，起先两人都以为到了地方准备下车，谁知车夫却用力敲了敲车厢：
“先生，前面好像正在游行过不去了，就拉你们到这里吧，路费少收一法郎五十生丁好了。”
两人下车一瞧，果然如车夫所说前面正在发生似曾相识的游行，人潮的方向是由西向东，正是通往圣安托万区的方向。
“这看着不像一般的游行，如果是游行的话他们应该去波旁宫或者市政厅才对。”蒲鲁东提醒。
瓦莱夫斯基注视着他们，忽然察觉到了一些特别的细节：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某种悲伤或焦急。
“他们看起来很着急，像是要去圣安托万见什么人的样子……”
瓦莱夫斯基低头沉思，忽然一个熟悉的人名窜了出来，情不自禁地他当场叫出声把蒲鲁东吓了一跳。
“我知道他们要去找谁了！跟上我！”
蒲鲁东望着瓦莱夫斯基一手握住帽毡一手提着雨伞地飞驰而去，即使满脑子问号也只得选择跟上，毕竟自己兜里可没有负担餐馆开销的费用。
瓦莱夫斯基比想象中能跑，当蒲鲁东气喘吁吁地终于看到他的身影停下时，两人已经不知不觉跑进圣安托万区内了。
不过比起这些，蒲鲁东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一个位于路边的看着像小教堂的屋子大门洞开着，其他无产市民都自觉地列好队伍环绕着大门围成个半圆。
那些人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绝大部分是无产者，可也偶尔掺杂着几颗老鼠屎一般的长靴人上人，这反而让蒲鲁东更摸不着头脑了。
蒲鲁东来到瓦莱夫斯基身边，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可随后大门方向便走出来一个教士打扮的人，怀里端着盆盛满米粒状呕吐物的木盆。
显然这是一个被霍乱折磨得快要死掉的可怜人。
可望见对方呆在宗教场所还由教士照顾，还是让他先入为主地怀疑病人的身份，碍于周边人都是无产者他才没有找茬。
蒲鲁东继续疑惑地望着前方，忽然注意到瓦莱夫斯基挤过人群到了大门前，而他在和门口看守的人说了什么后对方竟然直接放他进去了。
“主编先生看样子关系网比我想象的要大啊。”留在外面的蒲鲁东默默感叹。
不大的屋内点满了蜡烛，为了尽可能淡化屋内的臭味教士们点了很多的松香，可这样也只是让屋内的气味香中杂交着臭，依旧十分难闻。
在取得教士的同意后，瓦莱夫斯基走到那张置于教堂尽头的被边上无数蜡烛簇拥着的床前，拉马克依旧身着那件共和国时代的军装，双手将他的军刀平置于胸前。
他茫然地盯着天花板，只有身体时不时的起伏才能确定他还活着，也仅此而已。
“怎么样？”瓦莱夫斯基问身边的教士。
“慈爱的上帝会迎接他归向永恒的天国。”教士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可对于瓦莱夫斯基来说已经足够。
瓦莱夫斯基望向床上的拉马克，脸上写满了藏不住的忧伤，而其他人也是如此。
无产者们为他的病危而悲伤，因为那样意味着不会再有人帮他们说话；
有产者们为他的病危而悲伤，因为那样意味着新的革命又会萌芽。
忽然，瓦莱夫斯基注意到已经干瘪得奄奄一息的他忽然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当即便侧着耳朵俯身向拉马克的嘴边想听他想说什么，可不论他如何努力地辨认，拉马克始终都在重复着那一个词：
祖国。
即使已经喊不出声音，口齿也变得不清，他也依旧在不断地重复着那个词，就好像那个词能够战胜他染上的霍乱似的。
瓦莱夫斯基知道这位老友行将死去，过往的记忆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重现，可此处是公共场合他不能当场哭出来。
他望了望那些教士，教士们也望向他并轻轻点点头，于是在教士们的注视下，瓦莱夫斯基用着不熟练的动作慢慢地向拉马克画了个十字。
他知道拉马克的宗教热情并不高，可如今他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表达对他的怀念。
在做完这一切后，瓦莱夫斯基悲伤地离开室内，重新带着在外等待多时的蒲鲁东离开了圣安托万。
一天后的1832年6月5日，让·马克西米连·拉马克将军因霍乱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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