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一共孕育了七个孩子，我有两个哥哥木子端和木子良，木子端排行老大四木子良排行老五，三个姐姐木子琳、木子婉、木子蕾，一个妹妹木子丙。父亲是他兄弟姐妹中的大哥哥，所以即使我在家中排行老六在三个叔叔家的孩子中年龄依然比较大。比如四叔家的木子音是大的依然叫我四姐。在我跟我的孩子们说我在家排行老六的时候于方还不懂事，模仿手机里蹦着跳着说：妈妈是老六！妈妈是老六！
后来大的孩子于江说我和于一这一代人属于二战之后新生儿潮时期的孩子，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三个以上的孩子。于一还说，新生儿潮时期出生的孩子多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但是也给后来的社会埋下了不小的负担，新生儿潮时期的一辈人退休以后，养老、医疗、社会人口结构等社会问题就很突出了，很多国家已经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了，人口结构呈现头重脚轻的模式。于一还给我看了他书上的人口结构图，我不大看得懂，但是像金字塔一样的人口结构确实给人一种很稳重踏实的感觉。
我的父母主要以农业种植和牲口放牧为主要生计，家里有几十头黑色的山羊和几头黄牛，还有一群小鸡，山羊的繁殖速度很快，几乎三到五年年就能够让原来的羊群增长到两倍，而不断增长的羊群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想这也是我们父母一代为什么生育这么多孩子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哥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还想再要个男孩，在他们看来只有两个哥哥似乎单薄了。
我只比妹妹木子丙大一岁，因此我也不知道孩子出生前一个母亲会经历什么，但是我看到木子音也就是我的叔的女儿出生前四婶肚子的变化，那时候就模模糊糊知道了个大概。做了母亲以后我知道孩子在出生前不仅母亲会产生变化，这一整个的家庭会变得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我当了奶奶以后才逐渐体会到的。后来想想并不是因为原来的我笨拙，对生活缺乏体会，而是家庭的那种变化实在太微妙，作为孩子的我和作为母亲的我都体会不到，而是在现代科技和社会变化的加持下，国家倡导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并且对于孕妇有了更加精心的照料，甚至形成了产业链，把那种变化放大了。社会生活变好，物质条件丰沛就是那个放大镜。
在缺乏这个放大镜的时候，孩子能怀几个，能顺利降生几个，又能顺利养大几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猪仔一样，能够健硕的长大的没有几只。一家人坐着围炉夜话的时候会听母亲谈起每个孩子出生长大的点点滴滴。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兄，在父亲和母亲组成家庭以后，就从原来的大家庭中独立出自己的小家来，也分得了八只羊和母亲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包括一张黑色油漆的桌子一只木箱子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分家没多久就搞了土地改革，闹起了公社，搞了生产队，挣起了工分。大家一起种地、一起吃饭。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母亲说在二哥木子良出生的时候还闹起了革命。
我就是在文革结束那一年出生的，父亲说我出生得那天生产队的牛生了仔，他是大队的队长，他要和大队的成员一起去陪一头初产得牛，迎接一头牛仔的降生，每次说到这个事母亲总要调侃！确实如此，父亲总会补上这么一句。母亲老是调侃我就好奇的问了父亲一句为什么人没有牛重要呢？父亲把手里的烟杆在火坑边沿的石头上磕了磕，语重心长的解释，牛可是生产队最重要的劳动资料了，生产队的地都要指着它去翻，万一它有个三长两短就要拿人去拉犁了，我是生产队的队长不守着，别人怎么说呢，不看着牛崽子平安降生怎么能够安心呢？那头牛崽子降生以后，因为是初产的头胎还是母牛，生产队的人就叫它牛大姐。我的名字也是父亲从生产队回来还念叨牛姐牛姐的，母亲就询问父亲给我起个啥名，父亲没有专门研究，牛姐牛姐的叫唤着母亲就给了木子姐这么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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