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汉整体战略规划有问题，对孙吴背后一击准备不足。
蜀汉的整体战略规划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历史上，除了蜀汉有自己的《隆中对》，魏吴也有各自版本的《隆中对》。
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发生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与毛玠的对话（曹魏版《隆中对》），发生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比《隆中对》早了15年；孙权与鲁肃的《榻上对》（孙吴版《隆中对》），发生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比《隆中对》早了7年。
将魏蜀吴三国各自版本的《隆中对》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蜀汉版《隆中对》有着明显的优点：
首先，分析了时代环境（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和竞争对手（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然后，分析了区位优势（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和机会空间（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然后，制定了战略规划（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和战略目标（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对》这份战略规划，既有总体战略目标，也有具体实施步骤；既有内政措施，又有外交政策，难得可贵的是蜀汉执行得还很不错，但美中不足的是忽略了孙吴威胁的风险性。
通过孙吴版《隆中对》，不难看出孙吴政权夺取荆州是一项基本国策，是长期的、持续的，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的。甚至我们拉长时间，也可以看到，无论是鲁肃这样的“联刘抗曹”派，还是“联魏灭蜀”派当权，孙吴夺取荆州都是毫不动摇的，只是在不同时期方式方法略有区别而已。孙权并不是一个一心一意配合蜀汉、牵制曹魏，安安静静、只想守成的美少年，刘备、诸葛亮似乎把他想得太好了！
所以，诸葛亮制定的《隆中对》，只考虑了“联吴抗曹”（外结好孙权），未考虑孙吴“背盟弃约、背信弃义”，甚至“魏吴联合”的情况，不得不说是巨大战略失误。也正是这个巨大的战略失误，致使蜀汉政权高层对关羽镇守荆州南郡、攻打襄樊困难估计不足，进而导致关羽在魏吴密谋联合行动下的失败结局。
二，蜀汉政权指挥调度有问题，未对关羽形成有效支援。
首先，看看曹魏是怎么做的。
襄阳告急，曹操命令张辽、徐晃迅速带兵相救。张辽是谁？徐晃是谁？陈寿评价曹操手下名将说：“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所谓五子，一为张辽、二为乐进、三为于禁、四为张郃、五为徐晃，堪称曹魏版“五虎上将”。不过，当时乐进已死，于禁被关羽擒获，“五虎”只剩“三虎”。也就是说，曹操当时手里有三个王牌，一下子打出去了两个。
我们再来看看，张辽在哪里？徐晃在哪里？奔赴襄阳之前，张辽正在“东线”的合肥防守孙权，徐晃正在“西线”的关中征战，可谓身负重任。
在战役前期，于禁被擒后，曹操安排身负重任的张辽、徐晃“二虎”同去解围樊城，可谓精锐尽出；在战役后期，曹操本来准备亲自挥师南下、解樊城之围，后在侍中桓阶劝说下，坐镇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距樊城300公里左右），派出十二营军增援徐晃，足见曹操对襄樊战役和关羽这个对手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付开镜先生认为，曹操手下战将众多，为何独选张辽、徐晃二人，还因曹操知晓张辽、徐晃为关羽好友，深谙关羽用兵之道。从这个侧面，也说明曹操对襄樊战役的足够重视，做到了知己知彼。
接着，看看孙权是怎么做的。
孙权部署十分周密。先是与吕蒙一起“唱双簧”，假装调走吕蒙，麻痹关羽；然后待关羽调出部分南郡军队、防守空虚后，再向曹操修书一封，联合曹魏行动，争取更大胜算；然后策划“白衣渡江”，招降蜀汉守将士仁、糜芳，进入城内，严肃军纪，优待关羽及将士家属，“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慰问抚恤老人，瓦解关羽将士斗志；最后派陆逊驻扎夷陵，命人切断关羽后路，最终斩杀关羽，占据荆州。
整个行动，堪称一套狠辣的组合拳，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一环套一环地结果了一代武圣关羽。
最后，看看刘备是怎么做的。
刘备什么都没有做！
既没有作任何指示，也没有发一兵一卒。为什么呢？正史没有记载。据陈寿说，没有记载，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未设史官，但被有的学者以《三国志》里蜀汉记载了大量灾异现象予以驳斥。也就是说蜀汉是有史官的，只是没记载刘备作出了什么安排部署。为什么没记载呢？很可能刘备确实未在战役过程中作出任何安排部署。至于为什么没作出任何安排部署呢？
有学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汉中立足未稳，此时调军恐怕顾此失彼。二是关羽前期战事顺利让刘备对局势判断过于乐观。易中天教授分析原因是“想不到”：“没想到历来让敌人闻风丧胆，而且刚刚在樊城大破曹军，威震天下，差一点逼得曹操迁都的关羽，竟会兵败如山倒”。三是蜀道难，不能快速支援，远水不解近渴。
做个小结，从整个襄樊战役过程看，魏吴蜀三国最高统帅的表现分别是：
曹操亲自坐镇、良将精锐尽出；
孙权亲自指挥，安排部署严密；
刘备远在汉中，未发一兵一卒。
三，关羽自身性格有问题，对待部下严苛，对待孙吴无礼，对待对手轻敌。
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以前，我是不信的。我认为决定命运的东西太多，例如，家庭出身、学历、人脉、机遇等等。但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信了，因为当家庭出身、学历、人脉、机遇等这些变量因素基本固定时，人的性格也就会决定命运。
关羽的性格也决定了关羽的命运。
关羽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据《三国志》，陈寿评价关羽“然羽刚而自矜”，就是刚愎自用，骄傲异常，自以为天下无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对待部下目中无人。关羽攻打襄樊时，荆州大本营留了士仁（《三国志》记载“士仁”，《资治通鉴》记载“傅士仁”）、糜芳，分别镇守公安、江陵。士仁、糜芳何许人？
士仁，早在刘备还在幽州一带打游击的时候就已经追随他，参加革命非常早，也深得刘备信任，所以刘备也给士仁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镇守公安。
至于说糜芳，早年曾效力于徐州牧陶谦，陶谦病逝，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跟随兄长糜竺投奔刘备。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吕布乘刘备与袁术鏖战时袭击下邳（徐州刺史部），刘备兵败，妻子被俘，转驻广陵、海西（两地均属广陵郡）。在刘备因为粮草不济、陷入困境时，糜芳的哥哥麋竺（徐州富商）大力资助刘备，并将妹妹（姓名不详，后称糜夫人）嫁给刘备，鼓舞刘备重振旗鼓。同年不久，刘备再败于吕布，前往许都投靠曹操，糜芳曾被曹操上表推荐为彭城相（与太守同级，相当于地级市长），令人意外的是糜芳竟然拒绝了当时市值最大的曹魏集团总裁曹操的好意，选择继续追随刘备四处奔波。也就是说，麋竺是刘备的天使投资人，有再造之恩；糜芳对刘备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且还是刘备的二舅子。所以，刘备给糜芳安排的工作更加重要——南郡太守（约等于今天的省会城市市高官）。
粗略计算，襄樊战役爆发时，糜芳已追随刘备14年之久，士仁追随刘备时间则比糜芳更长。从二人追随刘备的时间以及在蜀汉集团所处的权力、地位来看，完全没有理由投降孙吴。
但就是士仁、糜芳这样的两个元老级部将，被关羽逼投降了。
关羽出兵攻打襄樊后，负责在后方运送粮草的糜芳、傅士仁因未能完成任务，被关羽横加怒斥，扬言回来后必定严惩二人。
据《三国志·关羽传》，“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
本就与关羽关系不和睦，加之关羽的傲慢轻视、害怕关羽回来治罪，于是糜芳、士仁叛蜀降吴，直接导致了关羽败走麦城、蜀汉丢失荆州。
其次，对待孙吴傲慢无礼。孙权决定派人代其世子向关羽幼女求婚以示好（据《三国志·关羽传》，孙权遭使为子素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被关羽一句“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断然拒绝。应该说，关羽这一做法是欠妥的：于私，孙权出身显贵，统领孙吴大权，身份地位明显高于关羽，其女同孙权之子绝非“虎女”与“犬子”不匹配；于公，为了保证孙刘两家联盟共抗曹操，即使拒绝也应相对委婉。所以，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也安排了诸葛亮听说关羽拒绝孙吴求婚，便说“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的场景。虽非正史记载，但也体现了罗贯中对关羽做法的不认同。
当然，孙吴政权夺取荆州是基本国策，是长期的、持续的，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的，即使关羽没有辱骂使者、拒绝联姻，没有制造“抢米事件”（据《资治通鉴》，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权湘关米），孙吴政权依然会另寻借口，发动偷袭，但关羽至少应该用些外交辞令搪塞过去，保持“斗而不破”，不给孙吴偷袭制造口实。
戎马一生、用兵如神，有着超凡军事才能的毛主席点评刘备“好感情用事”，“要为关羽的死负责”。
所以，襄樊战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刘备，应负次要责任的是关羽。或者说，不是关羽“大意”失荆州，也不是刘备“大意”失荆州，而是关羽冒险失荆州。
做个总结，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在襄阳、樊城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关羽依据《隆中对》战略规划，在充分考虑江陵所处不利形势的基础上，及时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冒着可能失败的巨大风险，在蜀汉政权最高统治者刘备的授权下，主动发动了襄樊战役。虽然前期取得了“威震华夏”的成绩，但由于蜀汉战略规划先天不足、战役指挥调度不畅、战场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个人性格致命缺陷等原因，最终在魏吴密谋联合行动夹击下，一代武圣败走麦城、就此陨落，而蜀汉丢失荆州，就此偏居益州一隅，“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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