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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凤的祖父排行老大，阿凤爹是长子，他们是堂叔的伯父与堂房长兄。
阿凤爹病笃时，堂叔闻讯赶往洪家村探望。病榻前，阿凤爹握着堂弟的手，嘱托他要照顾好阿嫂，还有两个小的。
“大阿哥，侬尽管放心！”堂叔说着就从皮包里拿出纸来，写下一张纸条，交到阿凤爹手中，“到辰光，大阿嫂随时可以来寻我。”
阿凤爹接过纸条，感激地望着堂弟，已然老泪纵横。
堂叔临走时，给了阿凤娘一笔钱，说：“大阿嫂侬拿着，一部分留作家用开销，一部分请教会医生替大阿哥看病。”
阿凤娘泪沾衣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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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凤爹去世时，堂叔携妻儿回乡奔丧，一手操办丧事，为阿凤爹送终。他安慰阿凤娘节哀顺变，关切地问道：“那张纸条拨侬了吗？”阿凤娘颔首拿出纸条，堂叔接过来在上面补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关照阿凤娘保存好这张纸条。临走时，堂叔又留下一笔钱，说：“大阿嫂，等我消息。”
阿凤娘守丧一年后，堂叔托乡亲带来盘缠与口信：“来上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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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叔作为甬商在上海滩商界打拼多年，而且五金生意又少不了要同洋商打交道，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为人处事蛮兜得转。故而妥善安置堂兄的遗孀移民上海，也就手到擒来，水到渠成。
当年（1925年）3月，英美烟公司在韬朋路（今通北路）开设分厂，即英美烟三厂（今上海卷烟厂前身），正在招女工。堂叔打听到新开厂英国大班（经理），因家眷随行在侧，需要物色一位华人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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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阿凤娘有教会经历，又是基督新教教徒，会英语口语，谙洋人习俗，最要紧的是为人厚道勤快，堂叔觉得是蛮合适的人选。
于是通过洋商关系，同英国大班商定，以堂叔本人为人保，加上鸿利行作舖保，荐用阿凤娘担当女管家，且可随带女儿做帮手，试用期为一年。
阿凤娘俩到来的第二天，堂叔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个明白，并嘱咐堂婶，下半天就陪阿凤娘俩去榆林路那个大班家照照面，看看哪能讲？
阿凤娘千谢万谢，堂叔连连摆手，“应该的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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